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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人存史


□ 宋 红

  “一个学者胜过一个以色列国王,因为一个学者死了,没有人可以替代他;而如果一个国王死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合格的人选。”这是林东海先生在其新著《文林廿八宿师友风谊》中引录的《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的一段话。正是怀着对此说法的认同感,作者记述了他与文坛二十八位耆宿的学术交往和深厚情谊,其中有学者大家独特的人格魅力,如朱东润之刚、俞平伯之诚、谢冰心之慈、聂绀弩之怪、林庚之真;亦有鲜为人知的独家史料,如吴恩裕之于“曹雪芹故居”、周汝昌之于“曹雪芹佚诗”;更有对一个世纪以来学者命运、学术走向的探究与思考。
  书名“师友风谊”,取自李商隐《哭刘》诗之“平生风义兼师友”句,所记述者皆是作者亲历,即自序所谓“叙其事、记其言、述其学、存其情”。叙事方面如记杨荫浏、刘大杰、吴恩裕、林庚、周汝昌等篇,均有世间不传的独家史料,这与利用二手、三手材料写成的面面俱到的列传式人物传记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而最可贵的还在于“述其学”的独到见解。作者在谈到复旦大学的师资队伍时说:“老一代古典文学工作者,主要出身于清华国学院和无锡国专,还有一部分是留洋归来的,今天称‘海归派’。国专长于考据,学院长于论证,海归长于思辨,各有所长,各有专擅。经过院校调整后,复旦的老教师中,各色人等都有,这倒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近亲繁殖,因而学术思想相对地说,比较活跃。”作者受惠于复旦大学的优良传统,得到多位名师的指点,除留日之业师刘大杰,尚有留英之朱东润、“国专”出身之蒋天枢、复旦出身之鲍正鹄、王运熙等,因此作者在“述其学”时一方面概括出前辈的治学路数及特点,另一方面也联系时代学术之走向,道出其学术风格之成因。如总结刘大杰的研究方法是用中外结合的“纯文学”观念研究“杂文学”,用西方进化论的观念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指出姜亮夫一生突出的学术成就在语言学、敦煌学、楚辞学,“而这三门学问的功底全在于文字学”;指出王运熙在学术道路上曾两次实现“转轨”;再如,作为刘大杰先生的关门弟子,作者似乎更多得到了老师的厚爱与真传。他在记先师的文章中说:“先生能考据,但不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论证而考据。他的治学方法是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在纷繁的文学历史现象中理出文学发展规律的轨迹。”这些都堪称独具只眼的见解。
  作者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然后来为了避免文字狱,日记已是越写越短,但流水簿子还是从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可以看出,书中许多材料都是以日记为根据的,所以相当真实,记刘大杰、蒋天枢、闻捷等人的言行举止,非常具有现场感,是有血有肉的亲历历史;特别是刘大杰先生论学的谈话,刘先生并未形成文字,非作者之记录则无以传,所以弥足珍贵,从中也看出作者侍坐之勤谨;有些则可能是干瘪的记事材料与头脑中挥之不去的记忆相互叠印,如写蒋天枢来京时自己前去探望一节:“一九七三年十月蒋先生到北京看望他女儿,住在女儿家。十七日,我到万寿路他的住处去拜访。在那年代,做学问是谈不上了,只能聊些家常。他身体衰弱,也不能久谈。告别时,他坚持要送我,一直送到大街。大街边,堆土如山,正开膛修地铁。我们师生俩又在松树下,土堆边,站立许久。一阵寒风吹来,飘起他稀疏的头发,显得苍老多了。”
  显然时间来自日记,细节来自头脑。看过书中这类细节,尤其感到作者用情之深挚。当然,也体会到记录与记忆相叠印的历史还原,这很奇妙。
  在记林庚先生的文章里,作者记录了林庚先生当时算过的一笔账:“解放前,大学教授每个月工资三百大洋,那时是银元。肉那时是两毛一斤,工资高于现在四十倍;现在肉涨到八元一斤,涨了四十倍,工资才八百元,整整下降了四十倍。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知识分子的待遇这么低。”虽然时势变迁,今非昔比,但“死者长已矣”,老一代知识分子并没有享受到今天的工资待遇。
  如今,作者拿着比二三十岁小编辑还低的退休编审工资,住在狭窄老旧的两居室里,用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陈旧家具,并谢绝各种为他装修房屋的好意,依旧每日读书、临池、著述,常挂在嘴边的古人之诗是“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锄”,这些都显示出了一位真能安贫乐道的学者。
  (《文林廿八宿师友风谊》,林东海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七年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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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8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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