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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与《红高粱家族》的生命意识


□ 郑阿平 叶建钟

  萧红和莫言性别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的主要作品却呈现出20世纪文学的一些鲜明特征,比如:两人的作品都喜欢采用儿童的叙事视角,造成陌生化的艺术效果,给人物的塑造和读者的审美判断留下多维空间;两人都偏爱北方乡土中国的生活场景,在对民间的生存状态的书写中寄予深刻的国民精神的文化思考;在对鲁迅精神这一孤独的文化旗帜的继承方面,萧红以启蒙主义者的立场,侧重于对国民性格中消极因素的挖掘和批判,莫言则更多的以文化寻根的眼光穿越历史去寻找民族精神中丢失的宝贵因素。《生死场》和《红高粱家族》充分展示出两个作家的艺术个性和才华,抛开影响作家创作的性别因素,单单是两部作品中舞动着的生命本能和生命意识就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思考。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有关人的本能的论述中,将本能重新分成了两大类:一是生的本能,二是死的本能,本能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生的本能包括具有繁衍种族作用的性本能和具有自我保存价值的自卫本能,是爱和建设性的能量。但无论是具有繁衍种族作用的性本能或是具有自我保存价值的那部分生存本能,均自始至终地以追求快乐为目的,它按“快乐原则”进行活动,不顾一切地追求满足和快感,以情感、欲望,特别是性的欲求为其主要冲动。
   萧红的《生死场》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精神分析学的一些理论,她令人触目惊心的勾勒出中国乡村社会最为原始的性、生育和死亡的场景,对乡们在生的本能支配下动物般的生存状态和非人的生命毁灭怀着深切的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在她看来,绵延数千年的乡村生活方式不过是在最粗陋的本能支配下一幕又一幕的生死轮回,性本能所带来的种族繁衍丝毫不具有爱和建设的力量,相反它是盲目的、丑陋的和毫无意义的。在本能所操纵下的人们,生命呈现出可怕的野蛮和洪荒状态,显示出作家对人类生命及其生存价值的置疑与否定,她笔下的乡土社会及其人的生存状态笼罩着极其凝重的悲剧色彩。而莫言对人的性本能则持一种礼赞的态度,他从不怀疑生命的本质意义,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他笔下的人物从高粱地里的自由性爱开始,在明确有意识地追求本能快乐的同时,不仅摆脱了无理性的动物般的本能生存状态,而且冲破了礼俗社会的加锁,高扬起自然而又自在的生命旗帜,让个体的生命本能升华为人的不可亵渎的尊严和权利,最高程度地体现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作家对人性、对生命热情洋溢的肯定和赞美。
  在《生死场》中,男人对性欲的蛮横宣泄和女人对男人性欲要求的屈服都展现了人类对自身性本能的需求及满足。
  “口笛不住的在远方催逼她,仿佛她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
  “吹口哨,响着鞭子,他觉得人间是温存而愉快。他的灵魂和肉体完全充实着。”(2)
  在成业对性欲毫无节制的追逐的同时,金枝同样也沉沦其中,若不是在这性爱的过程中,她也得到了快乐和满足,她不会接二连三地赴成业的约会。
  第四章《荒山》中写道:“真没出息,整夜尽搂着男人睡吧?”(3),“每个人为了言词的引诱,都在幻想着自己,每个人都有些心跳,或是每个人的脸都发烧。”(4)
  在男人对女人进行性的发泄时,女人大多在被动地承受着,但同时她们也在主动争取着以性换来的怜惜,甚至是爱。年轻的金枝与年轻时的福发媳妇便想着以性的承受(同时也是满足)来取得情人的温情。新嫁媳妇也都幻想着得到丈夫爱怜甘愿接受一次次痛苦又愉悦的性的索求。
   “男人完全不关心,他小声响起:‘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5)
  “他的眼光又失常了,男人仍被本能不停的要求着。”(6)
  在这近乎原始、蒙昧的民间,男人索要的永远只是自身性欲的发泄,也永远只跟着自身本能性欲的驱使来亲近女人。在他们眼中,性只是纯粹的性,是他们在贫瘠的生存中可以获取的一种唯一的快乐。在他们心目中,女人是性欲发泄的对象,是家务劳动的承担者,最后才是繁衍后代的生育工具,生育不过是类似动物的繁衍,后代如何存活与否并不是一件值得关心的事业。
  在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中,性本能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性本能不仅与身体性感区相联系,而且也与其他本能发生相互作用,使两个某一特定方面相差异的生殖细胞结合起来,延续细胞生命,繁殖出后代,或者说,延续种族是性本能的目的,这是弗洛伊德对性的升华,但在《生死场》中,金枝成业们只停留在原始层面上,本能的追求动物般的性快乐,几乎没有把他们的行为升华成任何有意义的活动。对这快乐所造成的后果——生育没有丝毫的感情和理性,女人诞生新生命的艰难痛苦他们毫不理会,在他们看来甚至不如牛马的生育更有价值——至少牛马的生育还可以增添家庭的财富,而小生命的到来只会使生活更加艰难。五姑姑的姐夫对生产中的妻子施暴只因妻子的生产使他反感。生产意味着新生命的到来,也意味着他的性欲不能得到宣泄,更意味着个体生存上的负担加重;而小金枝的惨死也正因为她的存在危及到她父母的基本生存;月英的病让她失去劳动能力的同时,也让她的丈夫失去了欲望宣泄的渠道……人性在原始欲望的支配下格外的冷酷,后代的延续并没有被放置在其适当的高度上,新的生命只是性欲享受下的附带品,因此对于幼小生命的消亡也不会有太大的伤痛,或许在某一程度上,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赤贫的生活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一切感情,把他们还原为赤裸裸的动物,残忍而野蛮。甚至每个人的生存也就是这样:死了就算了,活着的就继续活着,生命就是水中的漂蓬,漂到那儿算那儿,用不着想也用不着做点什么,逆来的就顺受,生老病死,没什么是受不了的。汉学家顾彬认为萧红笔下这样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在中国是有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建筑在农耕文明之上的中华宗法文化所造就的生命形态普遍呈现出寒荒冷漠和非人性,距离文明和人性觉醒的时代还非常遥远。萧红对这种动物式生存状态和非人性化生活的描绘表现出现代启蒙主义者深刻的焦虑和现代生命意识的觉醒,表现出萧红对人生的极大关注和对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问:受着自然和本能之手掠夺的人们何时才能跨进文明的门槛?这样动物般的生存,这样野蛮粗陋的的生命本身何尝不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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