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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与《红高粱家族》的生命意识


□ 郑阿平 叶建钟

  萧红和莫言性别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的主要作品却呈现出20世纪文学的一些鲜明特征,比如:两人的作品都喜欢采用儿童的叙事视角,造成陌生化的艺术效果,给人物的塑造和读者的审美判断留下多维空间;两人都偏爱北方乡土中国的生活场景,在对民间的生存状态的书写中寄予深刻的国民精神的文化思考;在对鲁迅精神这一孤独的文化旗帜的继承方面,萧红以启蒙主义者的立场,侧重于对国民性格中消极因素的挖掘和批判,莫言则更多的以文化寻根的眼光穿越历史去寻找民族精神中丢失的宝贵因素。《生死场》和《红高粱家族》充分展示出两个作家的艺术个性和才华,抛开影响作家创作的性别因素,单单是两部作品中舞动着的生命本能和生命意识就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思考。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有关人的本能的论述中,将本能重新分成了两大类:一是生的本能,二是死的本能,本能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生的本能包括具有繁衍种族作用的性本能和具有自我保存价值的自卫本能,是爱和建设性的能量。但无论是具有繁衍种族作用的性本能或是具有自我保存价值的那部分生存本能,均自始至终地以追求快乐为目的,它按“快乐原则”进行活动,不顾一切地追求满足和快感,以情感、欲望,特别是性的欲求为其主要冲动。
   萧红的《生死场》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精神分析学的一些理论,她令人触目惊心的勾勒出中国乡村社会最为原始的性、生育和死亡的场景,对乡们在生的本能支配下动物般的生存状态和非人的生命毁灭怀着深切的悲剧意识和悲悯情怀,在她看来,绵延数千年的乡村生活方式不过是在最粗陋的本能支配下一幕又一幕的生死轮回,性本能所带来的种族繁衍丝毫不具有爱和建设的力量,相反它是盲目的、丑陋的和毫无意义的。在本能所操纵下的人们,生命呈现出可怕的野蛮和洪荒状态,显示出作家对人类生命及其生存价值的置疑与否定,她笔下的乡土社会及其人的生存状态笼罩着极其凝重的悲剧色彩。而莫言对人的性本能则持一种礼赞的态度,他从不怀疑生命的本质意义,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他笔下的人物从高粱地里的自由性爱开始,在明确有意识地追求本能快乐的同时,不仅摆脱了无理性的动物般的本能生存状态,而且冲破了礼俗社会的加锁,高扬起自然而又自在的生命旗帜,让个体的生命本能升华为人的不可亵渎的尊严和权利,最高程度地体现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作家对人性、对生命热情洋溢的肯定和赞美。
  在《生死场》中,男人对性欲的蛮横宣泄和女人对男人性欲要求的屈服都展现了人类对自身性本能的需求及满足。
  “口笛不住的在远方催逼她,仿佛她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
  “吹口哨,响着鞭子,他觉得人间是温存而愉快。他的灵魂和肉体完全充实着。”(2)
  在成业对性欲毫无节制的追逐的同时,金枝同样也沉沦其中,若不是在这性爱的过程中,她也得到了快乐和满足,她不会接二连三地赴成业的约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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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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