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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时效制度的现状与未来


□ 叶长春 刘华锋

   一、早期民法中的时效制度
  
   早期关于时效制度的规定,在中外立法和法学理论上,时效一词的基本含义是相同的,均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期间而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法律事实。具体来说,时效又分为两种: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
   (一)时效制度的起源
   时效制度产生于古罗马。公元前475年,十二铜表法颁布,其中规定取得时效,对要式转移物,当事人没有按照规定方式转让的,规定受让人持续占有不动产2年,动产1年而取得所有权。公元前367年,罗马创设大法官职位,在大法官法中规定大法官所准许的诉权,当事人原则上须在1年内提出诉讼请求,否则就丧失诉权。中世纪注释法学家将取得时效和有期诉权概括为统一的时效制度,使其成为时效的两种类型: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后世立法均采两种时效说,苏联和我国在立法时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关于时效制度的立法体例问题,笔者通过对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对于时效制度的规定加以分析,发现主要有三种立法体例:
   1、统一时效制度:以法国、日本为代表,例《日本民法典》第六章“时效”中,第一节规定时效的溯及力,时效的中断事由及效果等时效的一般问题;第二节专门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如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取得时效的中断等等;第三节专门规定消灭时效,如债权、财产权的消灭时效等。
   2、分别规定:以德国为例,其将诉讼时效规定于民法典总则中,将取得时效规定于物权编的所有权章。
   3、单一时效:前苏联和我国采取这种立法体例,仅在总则中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没有规定取得时效。
   可见,早期的世界各国对于时效制度的规定,并不是很成熟,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需要对时效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二)时效制度的发展
   在古罗马,取得时效制度的创立是早于消灭时效的,它们两者产生的背景不同,也具有不同的功能,应属于不同的制度。但在帝国时代产生的“长期取得时效”,却将两种时效制度联系起来,被赋予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的双重功能。法国民法中关于时效制度的规定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飞跃,《法国民法典》创立了将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于一体的立法体例,并规定了时效制度的一般原则。德国对时效制度的规定,也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方式,《德国民法典》摒弃了法国的那种体例,将两种时效制度分别规定,消灭时效规定于总则篇,取得时效规定于物权篇。
  
   二、我国关于时效制度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同前述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相比,未对取得时效作出专门的规定,而其中所规定的诉讼时效与消灭时效的含义也不完全相同,对于消灭时效的效力,各国的立法主张也不一致。其一为“实体权利消灭说”,依日本民法,消灭时效完成后,债权本身即归于消灭,债务人若不知时效完成而履行了债务,可以不当得利为由请求债权人返还;其二,为“抗辩权发生说”。即时效完成后,债权本身并不消灭,只是债务人一方取得拒绝履行其义务的抗辩权,若债权人起诉,而债务人不行使抗辩权,则债务人还需履行其义务,法院也不得引用消灭时效使其免去债务。我国采纳的是胜诉权消灭说的主张,即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丧失的仅是胜诉权,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成为不受法律强制保障实现的自然债权,其承担的义务也成为不受法律强制履行的自然债务。
   而笔者认为,消灭时效只能适用于债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不应适用消灭时效,首先,从物权的性质及其物上请求权的关系来看,物权是一项永久性权利,可以无期限的存续下去,而物权请求权是物权的一项权能,基于物权的产生,以不法侵害为前提,它并直接构成物权的内容,但依附于物权本身的而存在体现法律对物权的保护,是一种防御权,既然物权不能适用消灭时效,物上请求权也不能与物权分开而单独适用消灭时效,物上请求权也不能与物权分开而单独适用消灭时效。虽同为请求权,债权请求权就可以适用消灭时效,因为债权请求权直接构成债权的主要内容。其次,由于物上请求权的发生一般均是基于连续性的侵权行为,且不说这种侵权行为的起算期间难于确定,如果采取肯定说,则诉讼时效一过,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行为就继续下去,物权人就只能遭受侵权之苦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堂而皇之的侵权行为却成了逍遥自在的行为,那么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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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新学术 2008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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