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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航标的文学


□ 董大中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跟当前文学创作渐行渐远,只零敲碎打读过一些,无法形成整体认识。几年前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约写一篇谈中国当前文学创作的文章,我无法应命,只好拿一篇讨论文学批评的“潜规则”的谈话充数。段崇轩新近出版的《边缘的求索》,副题是《文坛的态势及走向》,正是我所需要了解的,便仔细读了。段崇轩是脚踏实地研究新时期文学的一位学者型的批评家,他的文章扎实,有见地。他很谦虚,把自己当做边缘人。其实,他一直深入在文学的海洋里,寻找珍珠,研究洋流,探寻航路上影响船行的礁石、暗流和漩涡。在十多年前写的《走过世纪的文学》开头,段崇轩说:“我们已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望过去自然是必要的,但更需要的是面对新的世纪,筹划一下文学的未来。历史、现实、未来,本是一脉相承的,以史为鉴,从古观今,其中自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因此,拂去历史的迷雾与尘埃,总结经验与教训,找到一些文学的基本规律(包括外在的与内在的规律),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文学话题乃至构想,以建造新世纪的文学大厦,我以为倒是今天更需要做的事情。”这既是这篇文章的主旨,也是全书的主旨。本书从思潮到态势,从主题到创作手法,从作家构成到读者审美兴趣,从刊物到评奖,涉及面广,是对二十年来文学的全方位扫描,多角度透视。它把宏观描写和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具有断代文学史性质。读这本书,能引人深思,给人启发。

  如何看待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是这本书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作者把九十年代文学视作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说它克服了八十年代文学“泛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强调“纯文学”、“向内转”、“小叙事”、“日常化”、“个人化”乃至“私人化”,这些文学新观念有效地刺激了“上流文学”、“城市文学”的生长,适应了经济社会和现代生活发展的要求,把中国文学推向了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的境界。(第113-114页)对文学中的“大哥大”——小说,书中指出,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新潮迭起,旗号林立,各领风骚,涌现m许多引人注目的作家和作品。作者又说,跟文化形成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带有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和民间文化三个板块相适应,小说也出现了精英文化小说、政治文化小说和民间文化小说。

  这三种小说“构成了当前小说领地里的多元动态格局。三种小说‘三足鼎立’,既相互独立,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又相互依存,在不断地靠拢和互补中发展自己,共同构成丰富多姿的‘小说共同体”’,(第55页)与此同时,作者把文学批评分为学院派批评、作协派批评和媒体派批评,各占一分天下。作者说,“文学批评从‘一统天下’走向‘三分天下’,不再依附于某种思想和潮流,这是文学批评的一次解放。它的分流使批评本身变得开阔、细化了,形成了批评自身的多元互补,有利于文学批评的发展。”(第35页)这是对二十年来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一种高屋建瓴式的总结和概括,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作者对一些现象表示了忧虑。二十年来,我们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巨大变化自然会从文学上表现出来,或者说,会影响到文学事业。书中指出:“市场经济规则与文学艺术规则有着本质的不同,有时则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前者是功利的,追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后者是精神的,固守的是真善美的境界。可悲的是,我们的文坛和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用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思想来看待、经营、支配文学了……”结果,“本应是崇高的、纯洁的文坛,弥漫着浓浓的铜臭味,长此以往,‘文坛’真的要演变成‘市场’了”。作者这种心情具有共通性,许多人受到了市场化的冲击,产生了同样的忧郁。这是文学面临的一种新的政治生态,引起负面效应,是有其必然性的。像追求“好看”,文学上流行“炒作”(比如“一些久享盛名的作家的精心之作,未等出笼就被炒作一片,但出版了却反响平平……).学术刊物变成“私家花园”(第64页),“农村小说作家”“精神世界贫乏”(第121页)等,都跟这一新的生态有关。对新的生态,我们的文学必须学会适应,对不良倾向.要设法克服。作者为九十年代小说“人物退隐”感到忧虑,说“倘若淡化人物成了一种整体倾向,那小说的生命也就潜伏着危机”(第126页),这是从人物为小说第一要素的角度说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故事为小说第一要素呢,那结果可能就有些不同。胡适是“红学”的开创人,他为研究《红楼梦》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但他却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一个好故事,只有一些人物。

  作者对“底层作者”(第38页)和“底层民众(读者)”(第112页)表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好几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说明作者是站在普通人、站在广大老百姓立场观察和评述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底层作者和底层民众,是文学的社会基础,是决定文学前途的主要力量。文学回归自身,等于文学把自己放逐出社会中心,只能在社会的边缘求生存。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有点像赵树理曾经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成了交换文学,即我写出来你看,你写出来我看,真正的作者和真正的读者已没有了明确的界限。仔细想来,这种现象是我们这个社会向高文化层次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文学不再是人们从事个体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文学又上升为一部分人自我表现的主要形式。他们既是读者,又是作者。这种情况反使以文学为生命的专业人士地位相对降低,这也是促使文学从高不可攀地位跌落下来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当文学成为人的自我表现的时候,对作者队伍会不会后继无人的问题,不必担心,今后专业和业余的比例可能会发生倒转;我们应该着重思考的是文学接受者的状况如何,能不能改进。培养读者队伍,我们文学人只有从文学自身做起,除了改进文学跟读者的关系,使文学更接近读者,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作者把他的眼光对准文学,对准底层,是正确的。读者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只能服从上帝,只能根据上帝的旨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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