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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辞赋之演进


□ 李新宇

  内容提要:明代辞赋演进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历史环境、政治形势、君主态度、文学理论、哲学思潮、士人心态等多个方面。以“辨体”思想为代表的明代赋学理论发展也很艰辛,在反对前代唐律赋以律束情、宋文赋以理掩情的基础上,高举“祖骚宗汉”的复古大旗与八股时文相抗衡。尽管明赋没有取得骄人成绩,但其自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功绩与赋史价值。
  
  明代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个薄弱环节,究其原因大要有三:一是受到明、清以来文学理论家所建构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影响,认为明代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是小说、传奇、民歌、时文,而对辞赋研究用力不勤,使其始终处于文学研究边缘地带。到目前为止,已逾千部的文学史对明代辞赋创作情况或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没有给明代辞赋以足够重视和应有评价。二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赋”一度被认为是“御用文学”代表并带有形式主义倾向,可以说主观认识上的偏颇也导致辞赋一段时期内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几乎无人问津。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种错误认识才得以纠正。但由于辞赋研究基础薄弱,故而重点集中在汉赋上,而对唐以后辞赋关注较少,具体到明赋便更加匮乏。三是明代辞赋本身整体成就不高,不仅没有形成新的体式,而且在艺术上也无新的拓展,所论问题均是在原有模式上的局部选择、重组和改良。虽然主观认识与客观情况造成明赋研究沉寂,但是无可否认明代辞赋是赋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反映赋史变化,具有承前启后作用。明赋作为明代雅文学代表之一。它同小说、戏曲、民歌等俗文学一同构建出色彩斑斓的明代文学总体风貌,真切如实地展示出时代变迁和文学变化。
  
  一、多重外力驱动下的明代辞赋进程
  
  元朝是第一次外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采取一系列民族歧视政策,诸如四民分类、废除科举、由吏入仕、轻儒贱文等,这些变化不仅对传统文化产生深层伤害,而且对接受传统儒学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汉族知识分子造成几乎无法愈合的心灵震荡和隐痛。朱明王朝以此为历史起点,消化此前元代百年文明冲击,对其来说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棘手和紧迫。明代特殊环境形成的恢复心理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需要和心理共识,从而掀起一场浩浩荡荡的文化复古运动。在“明祖开基,旷然复古”总体方针引领下,明代全面推翻和废止元代习俗,在礼法、宫室、威仪、衣冠等方面一律参酌古礼。当复兴古制伴随着深广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动力时,“尚古”成为明代社会主流心态。辞赋复古夹杂在这股洪流之中,悄然反映出明代初期普遍存在、渗透骨髓的民族主义色彩。如明初文论家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就出于“圣明统御,一洗元胡陋习,以复中国先王之治”的政治心理,贬斥元赋“浮靡华巧”、“格调益弱”。
  明初辞赋复古以“宗汉”为法,因为汉代散体大赋“大一统”、“法后王”、“颂圣德”等赋体功能与时局相契合。首先,汉大赋是汉代“大一统”政治产物,朱明统治者急需这种文学体式来“润色鸿业”,再次营造“礼乐争辉,辞藻竞鹜”的盛世景象,消弭元朝统治者对文化割裂所造成的伤害,企慕重构乃至超越盛汉之隆。在题材选择方面,最能突出。一统之势”的便是京都赋,尤其是代表权柄的帝都赋。故此,成、化间文士桑悦顺时应势,“见高丽使臣市本朝《两都赋》,无有,以为耻,遂赋之”,赋作描绘jE京、南京盛世景象,宣扬大国之威。他如金幼孜、习经、杨荣、胡启等争作《皇都大一统赋》,李时勉、陈敬宗、余光、钱干、盛时泰、黄佐、帅机等抢制《北京赋》,前后相继,层出不穷。第二,辞赋与诗歌不同。赋体包涵法家“法后王”进化论观点。诗歌大多追慕前王,动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只有远古明君圣主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君王,才是被歌颂的对象。但辞赋则不然,自创体伊始便已奠定颂扬当世之君的主导思想,而将前代帝王、他国之君视为主体陪衬物。在明初辞赋中,“法后王”思想更被极尽发挥。如金幼孜《皇都大一统赋》“迈丰镐之旧规,轶汉唐之遗制”;《圣德瑞应赋》“盖自生民以来之所未有,所以迈汉唐、超禹汤而媲黄虞也”;周是倩《凯还赋》更直接唱出“建千秋之升平兮,沐九陛之恩隆。著英声与伟绩兮,共河流而讽讽”。在此时赋家眼中,大明圣主超唐轶汉、功载千秋。明初国家经过短暂休整,逐渐成为版图统一、国力强盛、典章齐备的大国,其时辞赋创作多为长篇巨制,结构宏伟、气象恢廓、词藻华赡、铺陈繁细,起到美化和维护以帝王为中心的整个封建制度的重要作用。第三,夸赞“祥瑞并出”是明初辞赋创作一大特色。赋体具有“美”、“刺”双重功用。但“歌功颂德”的载道精神远胜于“微言讥刺”的春秋笔法,故此常常造成“劝百讽一”、“欲讽反劝”的局面。明初辞赋创作颂声满耳除了沿袭赋体功用之外,也与时政相关。从积极方面说,朱明王朝恢复中华、重开科举给知识分子带来希望,他们选择善于“称颂”的赋体来表达对新王朝的认可和赞美,透露出渴望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从消极方面说,明太祖屡制党狱、明成祖夺嫡伐异,造成明初文士少有全者的惨痛局面,赋家如王行、周是修、孙黄、苏伯衡、方孝孺,或灭族自经、或坐党下狱,一些文人出于避祸自保心态大唱赞歌。朱棣篡统之后极力寻求承天受命的各类标志,如郑和七下西洋带回的各种奇珍异宝,既是万国朝圣的有力证明,也是永乐登基大宝的天人感应。一时间辞赋创作内容皆是四方朝觐、献纳贡赋、国泰民安、福应尤盛。如陈敬宗《龙马赋》、《麒麟赋》、《瑞象赋》、《狮子赋》、《驺虞赋》,金幼孜《圣德瑞应赋》、《瑞应甘露赋》、《瑞应麒麟赋》、《狮子赋》、《瑞象赋》、《驼鸡赋》、《黄鹦鹉赋》,李时勉《白象赋》、《麒麟赋》、《狮子赋》、《瑞应景星赋》,刘球《龙驹赋》、《琼岛观灯赋》、《景星赋》、《瑞应麒麟赋》,王洪《瑞象赋》、《瑞应麒麟赋》、《观灯赋》、《麒麟赋》,习经《上元观灯应制赋》、《瑞应甘露赋》、《癸丑元夕赐观灯赋》、《黄鹦鹉赋》、《瑞应麒麟赋》,杨士奇《白象赋》、《河清赋》、《甘露赋》、《师古堂赋》、《神龟赋》、《瑞应白乌赋》,曾綮《黄河清赋》、《白象赋》、《白鹿赋》等等,润色鸿业之作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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