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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安全公众要“掺和”


  转基因技术产品受到众多怀疑和非议,看似是因为公众的“无知”,其实无从知情、难以参与才是他们最大的烦恼。科研之门完全可以再敞开一点,让公众更方便地进来看、进来说,这样尽管麻烦一点、吵闹一点,长远的益处却是实实在在的。

  ■文 周帮扬 梅章慧 李娟

  为什么必须掺和

  不是兴趣是利益转基因生物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危害人体健康、影响生物多样性……都是转基因生物可能带来的问题。社会和公众是这种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却遗憾地不是其利益的主要享受者,转基因生物的大部分利益往往只由开发转基因种子的跨国公司、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场主以及研究转基因生物的科学家等团体和个人收割,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显而易见。公众希望参与转基因生物决策,希望对其发展进行社会控制合情合理。科学需要也应该有充分的群众批评背景,公众对科学的关注和批评并不仅仅出于个人兴趣,而是因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自觉需要,因为公众感受到了科技发展与自身利益间密切的关系。这种对高科技社会风险的担忧和对自身利益变化的关注成为了公众参与转基因生物社会评价的内在动力。

  我们离专家越来越远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社会性距离拉大源自公众对科学的无知,因为科技的复杂性已超出了公众的理解能力。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论逻辑思维,按照这一逻辑,只有生物学家和基因技术专家才有权利进行发现和发明,转基因生物知识只能通过新闻媒体进行由专家到公众的单向流动和传播。笔者认为,社会性距离加大的原因之一正是这种工具论逻辑,它不仅妨碍了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双向沟通,还妨碍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公众对转基因生物知识的无知绝不是公众与科学家距离拉大的唯一原因。文化、政治、宗教和经济等因素都在起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转基因生物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过于关注经营转基因生物的商业利润,不情愿公众对其所生产和销售的转基因生物进行评价和产生怀疑。法国哲学家福柯反对将权力看成压制性的外在控制,主张权力是生产性的实践,是作为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之间建立的新的相互作用线。转基因生物安全公众参与制度恰好有助于在转基因评价过程中形成这种公众和专家之间新的相互作用线。

  交了税就有权知情科研活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大量社会资源。转基因生物正是一个高投入的生物开发领域,这些投入大多由社会和公众来承担,因而他们有权利了解自己为何资助这一研究,经费被怎样使用,产生的效益如何,转基因生物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切身利益,会不会给社会、环境和公众生活带来危害等。这种利益关系是直接和现实的,而公众只有通过参与转基因生物的评价和决策,才能使自己的知情权受到尊重并得以体现。

  公众的参与合情合理

  传统观点认为技术评价活动应该只阐述“事实”而不涉及价值判断。这种观点的谬误就在于没有认识到技术评价试图研究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对于技术的后果和影响,无“事实”可言。由此可见,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严格的实证方法在本质上不能应用到技术评价活动中来。现在的或过去的科学技术事实,只有在与决策或政策制定有关的时候才是有用的,而这种相关性又恰恰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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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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