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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世纪之交的法国知识界


□ 陈 彦

  法国学术界曾有人指出,二十世纪实际上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已经结束了。那时人们面对的各种政治、经济、战略和文化问题就已经是新世纪的全新课题了。从学术思想上看,这一论点尤其发人深省。无疑,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法国思潮进行一番回顾,哪怕是极为粗浅的回顾,对把握我们目前所处时代的脉动是十分有意义的。不过,由于欧洲知识界遇到时代的强大挑战,虽然积极回应,但总体上仍处于一种迷茫和寻找的状态中,较难把握趋向。笔者在此力图以目力所及,为法国知识界的思潮动向勾勒出一个粗粗的轮廓,同时欧陆思潮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一轮廓也应有助于理解欧洲思想界的整体方向。
  三个历史大循环的结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墙倒塌。随着这堵阻隔东西世界长达半个世纪的墙倒塌而来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年。这期间,历史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从苏东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到民主东欧的再生以及亚洲与中国经济的兴起,时代的演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见。
  突如其来的历史巨变给欧洲思想界的震撼是绝不亚于经济政治层面的影响。如果说苏联帝国的崩溃给西方发达国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政治上的“失重”和由这种失重带来的本身的存在危机的话,那么思想层面的后果则是长期以来知识精英们借以立足的某种思维定式的幻灭。不仅二十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为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完全失灵,而且启蒙哲学以来以人之力量推出新世界的革命信仰也已从根本上受到置疑。
  法国以研究大众传媒社会功能成名的社会哲学家德布雷(Debray)从文化史的角度总结苏东巨变的意义时指出,这一事变标志着三个历史大循环的结束。第一个循环是一个世纪以来工人运动的结束;第二个大循环是一七八九年以来为期两个世纪的革命运动的结束; 第三个则是印刷术发明以来文字统治世界时代的结束,为期五个世纪。德布雷说,三个循环同时在我们脚下旋转消失,无怪乎我们感到晕眩。
  人类第二次“魔咒的解除”欧洲是文艺复兴的故乡,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地。欧洲的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因而他们也最先感受到时代的晕眩,也最先承受着“历史的狡计”(黑格尔语)。上个世纪初尼采大声疾呼“上帝已死”,如果说这标志着后来为韦伯定义为现代的社会宗教“祛魅”(désanchantement)的话,那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无疑意味着人类第二次“祛魅”。兴起于欧洲的这一意识形态以人类自我拯救的地上天堂填补了“上帝已死”后留下的空白,是人类借以自我安慰的乌托邦。随着它的幻灭,人类将再次堕入“黑暗”的深渊。对此,学术界称之为“意义世界的失落”。
  意义世界失落后的欧洲思想界,借着“失落”的重力对过去的时代和过去时代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法国学术界对启蒙以来的进步论,宗教观、科学、人权、自由、民主等价值,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心态、知识人的社会功用,文化适应与文化冲突等主题都逐一进行了清理和讨论。从目前看来,这些讨论虽不能说在各个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尤其是在对当今世界的诠释和对人类前景的预测上,仍然无法脱出“失落”的迷茫,但讨论本身还是富有成果的,尤其是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反思是强有力的,而对历史的反思越深入越彻底,也就越有走出迷茫的希望。
  历史没有终结,民主潜存危机美籍日人福山于一九八九年发表文章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今后的世界将是自由民主凯歌行进的时代,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名噪一时。不过福山的乐观宣言虽然在法国也引起了一些讨论,但对他的乐观论却少有共鸣。法国思想界从思想源头和历史现实两个角度都不能认同历史终结的观点。首先是,关于历史已经完结的话,当年黑格尔即早已说过,福山的观点无非是所谓“历史精神”观念的再一次演绎而已。其次,苏联帝国的解体与其说是自由民主的胜利,不如说是集权制度自身的瓦解。没有“恶”(全能政治)的存在,善(民主政体)也就失去了支点,这时的“善”就极可能分化出“恶”来。以研究全能主义政制著称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哈斯奈(Hassney )就民主制的危机指出,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们认为民主本身并不能给人提供生命的意义、未来被拯救甚至集体社团之需要的回答,民主制度乃是保护个体的自由,保证个体自己选择和自身努力以达到上述之目的。这就是民主假定人可以在一种“非控制态”(indetermination)的民主空壳中生活而可以抵抗“造神”或“造鬼”(指各种极左和极右的全能主义)的诱惑。实际上全能主义的冲动和民主的要求仅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从分开。这即是说民主在今后的进程上依然充满着机制性的危机。
  八十年代末苏东波的冲击,在法国又同社会党退出执政相联系,使得法国知识界感受尤深。法国的左翼社会党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在施政政策上鼓吹国家干预,苏联的失败和发达国家经济的不景气,使得不少学者出来倡导“多一点自由主义,少一点国家干预”。不过九十年代晚期越来越多的学人如社会学家布迪厄、图海纳等都明确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大功告成,国家对社会的干预,政治对经济的调适作用变得更为需要同时也更为艰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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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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