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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下大洋


□ 唐晓峰

   600年前,威武雄壮的郑和官方船队曾震动了印度洋;600年后的今天,郑和的船队正在振荡中国的媒体世界。历史不是消亡的过去,只要时代“轮回”,心灵碰撞,就会引发活的精神。现在,今人又要与郑和的心灵碰撞了。
  当时,也就是明朝初年,在中国社会中到底是一股什么力量,把那样一支船队推向大洋?这是历史学家要认真考察的问题。中国人下大洋,是一个大题目。中国与海洋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不同的观念、作为。秦始皇时代,可能已有下海的船队,因与荒诞的想法有关联,被正统历史学家嗤之以鼻。是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浪潮振奋了历史学家的情绪,于是西方航海模式遂成为研究航海史的价值参照,郑和的船队也被放入这个价值体系中评说。因为郑和的船队在许多硬件指标上,堪与西人抗衡,这成为一种历史“潜在”价值。研究郑和,就是在这种潜在价值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发现历史中的可实现价值。
  有了硬件基础,其可实现价值要看“软件”,也就是各类社会制度习俗,许多有关郑和的研究都指明了这一点。不过,关于古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制度习俗,特别是与郑和航海有关的古代国际交往中的制度习俗,现在还不能说研究透彻,这为郑和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所谓国际交往,是双方的,不能以一方的制度、一方的习俗、一方的感受,为一桩国际交往事件下总体结论。目前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即后续影响)的讨论,多从中国历史出发,而对郑和所到之地的历史考察,相对不足。在郑和所到之地,即所谓“海国”,那样一支反复出现的“示中国富强”的船队,到底给当地社会、人民留下了怎样的文化影响,增添了怎样的习俗内容,是很值得弄清的历史问题。
  不能说,只有开贸易、建殖民地才算影响,其余都是小事。航海必与贸易殖民挂钩,是殖民主义的历史模式,我们不能用这个模式中的指标评说一切下洋历史。航海交流对社会基层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轻视的历史问题。提起这个问题,我们想到中国人的另一种下大洋的方式,这种下大洋的文化影响,在“海国”历史中是极重要的内容。
  我们知道,郑和的船队是整齐的“王师”,“王师”的历史常常被看作是历史的主流。但除了王师之外,中国还有百姓。即使中国的百姓在历史上曾如一盘“散沙”,但散沙也有一番作为,中国人以“散沙”形式下大洋的岂止千、万。而下洋的“散沙”在“海国”的命运、作为、成就,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主题。中国“散沙”少的是西方殖民者的那般残酷,多的是中华文化的勤奋与温和。我们不能忘了,中国社会是一个整体,百姓下大洋乃是对郑和下大洋的一种社会注释。
  只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学家有个不好的习惯,出了中国领土的圈就不管了。中国人到了外国,官府当然不能再管他们的事情,但知识阶层也不去跟踪同胞在“海国”的命运。19世纪,许多中国人到了美国,为美国的铁路修建立下大功,美国人今天多记得这件史实。当时到美国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也注意到华工的生活命运。但问问我们现在国内的中国人,有几位能讲述美国铁路史上华工的故事?中国人下大洋,本来故事很多。
  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其实是以此为契机,再度唤起国人对于下洋历史的关注和反思。“王师”在大洋的出现不是天降“奇迹”,而必有一个久富经验的社会支撑体系为基础,包括造船、远航管理、海上季风知识、海程地理知识、大宗货物堆仓方式、水手波涛经验以及许多我们可以想见与不能想见的细节经验。民间是各类资源的所在,“王师”是由“散沙”积聚而成的。
  中国的历史学家把“王师”与百姓分作两类历史,但大洋那边的“海国”却只知道一个中国。郑和下西洋,不是一个倏忽而过的孤独而高贵的历史,它属于一个持久的、乃至渐渐光大的文化交流的历史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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