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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与辛亥百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 贾益

  2011年5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和《民族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中华民族与辛亥百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日本神户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以及《中国民族报》、《中国民族》杂志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本藤原书店近50名学者和嘉宾参加了会议。《民族研究》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刘世哲主持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昌东作大会致辞,他在致辞中对参会学者表达了欢迎和感谢之情,并说明举办此次会议的目的是深入挖掘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交流辛亥革命百年研究成果和宣扬辛亥革命精神。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郝时远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教授、日本神户大学王柯教授分别作题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亥年间的西藏》,以及《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的主题发言。

  郝时远研究员以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对“民族”、“中华民族”的理解为线索,说明了辛亥革命对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他强调: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使中国在积贫积弱、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百般欺凌的困境中,迈人了现代国家的门槛、走上了国家民族的整合之路,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声。现今,辛亥革命过去了一百年,这一革命所激发的中华民族自觉意识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已经确定,但是实现这一目标依然任重道远。中华民族这一国家民族不仅需要写入宪法,使之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确立的国家民族,而且需要我们不断完善构建国家民族必须的、有利于各民族整合的条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中国来说,只有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喜饶尼玛教授认为,对辛亥年间的西藏的研究,需要厘清关于辛亥革命期间西藏局势的几个基本问题,即西藏是否发生过辛亥革命,“西藏之乱”是否武昌起义之后革命起义的一部分;西藏未宣布过独立;西藏地方对新成立的民国政府的不理解。这三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最后的定案,但厘清这些问题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近代西藏的历史变迁。

  王柯教授利用日本的档案资料来说明中国近代民族与民族国家建构如何受到日本的影响。一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接受了日本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在实际的生活层面也与许多日本人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有许多日本人大力支持了他们的革命活动,甚至直接加入了辛亥革命的行列。因此,问题在于:这些活动有没有日本“民族国家”思想的痕迹?革命家们之所以选择了走建设民族国家道路,与这些日本人支持中国革命之间有无关系?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帮助我们加深理解辛亥革命性质以及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有一定的意义。

  在接下来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环节,专家学者们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思潮、辛亥革命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辛亥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思潮。王希恩认为,以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中华民族危机为背景,在辛亥革命时期,满汉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民族矛盾,革命党的排满反满,否定了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唤起了人民的觉悟,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生,但同时却模糊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主要威胁,混淆了革命目标;培植了大汉族主义及其共生的地方民族主义,为革命后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民族关系留下了隐患。孙宏年梳理了文献中“殖民”、“同化”等词的使用流变,认为在清末对边疆事务的管理中,受西方影响,形成一种对边疆民族殖民和同化的理念,这种理念在政策和实践层面都对当时产生影响。清末新政中很多针对边疆民族的政策,都显示出直接照搬西方列强殖民政策的倾向,这是值得反思的。马骍分析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其思想从“反满”走向近代民族主义,受到西方世界观、种族观和国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一种认为种族和文化是民族核心,民族因为其历史的延续性,应该以国家的形式自立于现代世界的独特的民族主义思想。

  关于辛亥革命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周源从多民族国家历史变革的角度,考察了辛亥革命以后“藏独”问题的发生。认为1913年夏扎在“西姆拉会议”抛出的“六项要求”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明确的“藏独纲领”,“藏独”的出现,既有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的外因,也有清政府治藏政策局限的内因。扎洛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构为背景,分析了张荫棠西藏新政中的“收回治权”和构造国族两方面内容,认为新政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在理念上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不再固守用传统的宗藩关系实现秩序和谐,而是试图建立一个将边疆与本土融为一体,更具凝聚力、竞争力的现代民族一国家,其中成败得失到现在还值得深思。邱熠华利用已公布的档案及相关资料,讨论了陆兴祺在民国初期涉及的西藏事务,以及北京政府时期设立的西藏办事长官等职官沿革,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等问题。梁俊艳揭示了1911年英属印度政府如何利用威廉逊之死,采取强硬的“前进”政策,强行划定一条非法的“新外线”,为“麦克马洪线”埋下祸根这一历史事实。赵玉敏选取1913年蔡锷预备滇军出兵援藏这一事件,呈现了辛亥革命之后各派政治势力在西藏问题上的斗争,以及新型民族、民主思想在其中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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