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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新政治经济学


□ 卢周来

  回顾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看似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更快地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改革的全过程几乎都伴随着各种争论。特别是新的一轮改革争议中,卷入的不仅仅限入知识界,公众也通过互联网广泛地参与进来。尽管后来有关方面有意识地通过媒体及高层宣示进行引导,但并没有能像以往那样能平息争论。所以,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改革,在历经了三十年后,却面临不少争论与质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化解中国改革当前面临的困境?
  包括张维迎先生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提出,只要是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改革,就是政府应当推进的改革。
  关于福利经济学中“卡—希标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曾这样理解:无论是卡尔多提出的所谓“合意的革新”还是希克斯提出的“可容许的改革”, 其实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这种革新或改革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的总收益,在补偿改革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的总成本后,还有净收益。但也正如鲍莫尔分析指出的那样,这种“合意的、可容许的”改革标准,说到底是一个“集体效率的目标”,简单地说,是“总成本与总收益相抵后还有净收益”,而显然没有考虑“净收益在不同成员之间的分配问题”。
  而不同成员是否支持改革,又恰与改革净收益的分配状态相关。这方面,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更为实用的标准即“戴维斯—诺斯标准”:只有支持改革给他的预期收益超过他为支持改革可能付出的预期成本,此成员才会支持改革。但是,戴维斯与诺斯引入了不确定性后分析又认为,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不确定性太大,而社会各阶层中成员有着相对于制度“现期消费”而言不同的贴现率,因此,社会中各阶层成员对于制度的“预期净收益”中“预期”的时间期限也不相同。基本结论是,低收入者贴现率较高,更选择倾向于当前报酬流量的安排,这就好比一个行将饿毙的乞讨者讨到两元钱首先考虑的是填肚子,而不可能拿两元钱买一本《致富指南》,成为百万富翁再到五星级饭店吃燕窝鱼翅一样;社会高收入者贴现率低,更看中时滞相对较长的预期。
  真实世界的改革,可能是符合“卡—希标准”,即能够增进生产力与全社会的财富;但同时却往往是使得一部分人福利得到增进,一部分人福利受到相对损失——这种使一部分人福利得到增进而另一部分人福利受损的状态,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称为“利益不一致(Heterogeneity)”——即不可能同时符合每个成员的“戴—诺标准”。这个时候改革能否继续顺利推进,就取决于支持改革的利益阶层与反对改革的利益阶层之间的博弈结果。假定是在民主制度下,以简单多数票决制(majority rule)决定一项改革决策是否被采纳,即使是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改革,仍然可能将因不符合多数人的“戴维斯—诺斯标准”而遭杯葛。而改革最难处理的恰就是这样的问题:可以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方案,却可能因为分配导致的利益不一致而无法顺利采纳与实施。反过来说,改革能否得到顺利推进的关键,并不在于改革能否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而在于能否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利益问题。
  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首次谈到“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时,同时指出了“改革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而原因就在于,“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3页)。这表明,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将处理改革中“利益不一致”问题放在关键性环节予以考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场“伟大的革命”之所以能在过去三十年间得以顺利推进,原因也恰在于较好地处理了“利益不一致”问题。
  一九八四年以前的农村改革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举措。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能直接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农民阶层自不必说,城镇居民不仅从做大的蛋糕中得到好处,而且最直接的实感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农副产品的供应从来没有如此丰富过。这种改革既符合“卡—希标准”,因而也是合意的改革;同时也符合“戴—诺标准”,改革也因此受到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的支持。那也是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其最突出的效果就是:它是一项全面改革的总动员,它空前地激发了全国上下每个阶层对改革收益的良好预期,这种良好预期又在相当时期内使人们忽视或能够忍受改革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由于分配性冲突导致的“利益不一致”问题。这种效应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后期。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进一步扩散,基本上采取的是渐进式策略:即“先易后难”。而所谓“先易后难”的实质,其实就是将改革领域以“利益不一致”按小到大进行排序,利益冲突越大的改革,越往后押;同时对涉及重大利益格局调整的改革方案采取各种过渡性安排。比如,改革是在存量不动时对增量的改革,即我们常说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所以,国家首先并没有急于改革传统的公有制经济,而是在公有部门之外发展起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即使是改革已经推进到不得不对“存量”动手术的时候,改革仍然安排了大量过渡性策略:如用了整整十年时间逐渐消化“下岗职工”。再比如,分税制改革中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由于中央与地方“利益不一致”可能造成的影响,国家确定了“中央税按比例返还地方”的过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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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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