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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修改


  文 曹树青蒋信福

  十几年来,我国噪声污染的结构特点以及噪声污染防治的工作重点均发生了很大变化,现行的1996年颁布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已经不适应当前噪声污染防治的形势需要,亟待修改完善。

  近年来,噪声污染投诉在环境投诉中的比例日益提高,以噪声污染为诱因的群体性事件和纠纷层出不穷,同时,新的噪声污染不断涌现,十几年前经济社会背景下制定颁布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噪声法》)已不适应当前噪声污染防治形势的需要,亟待修改。近期,环保部联合11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指导意见》就是对当前噪声污染防治形势和方法的提炼和整合,也是为噪声污染防治法进一步修改的铺垫。

  现行《噪声法》存在的问题

  对噪声污染的界定不清首先,噪声污染概念的“超标+扰民”定义模式(即《噪声法》第2条: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受到专家质疑:企业为了规避噪声污染的治理而迁移至农村偏僻山区,虽然噪声超标但是没有干扰他人生活、工作和学习,这是否属于噪声污染范畴?另外,多个污染源排放达标,但是多个污染源排放强度叠加后超标从而干扰了他人生活、工作和学习,显然,该排声行为合法但是在客观上造成了噪声污染危害,这是否应纳入噪声污染范畴?类似的还有低频噪声,形式上符合噪声排放标准,但是结果上严重影响了公众的生产、生活和学习。可见,此概念模式存在逻辑缺陷,可能滋生合法的噪声污染,有违立法初衷。其次,噪声污染的界定局限于对人的关怀,忽视了“对财产损害”的关心,这是噪声污染概念的另一个缺陷,实践中就曾有过“噪声排放使养鸡场的母鸡下蛋产量锐减”的财产损害赔偿诉讼请求,但因为噪声污染概念的立法缺陷而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安宁权的缺位噪声污染防治的法理基础来自于环境权中的安宁权,只有通过环境基本法确定公民享有实体权利——安宁权,在当这种权利受到侵犯时,即发生噪声污染时,公民才能理直气壮地提起诉讼。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在基本法中已明确赋予公民安宁权,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体制不顺《噪声法》规定噪声污染防治由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但在实际管理中呈“多龙治水”状态,没有一个统一的归口部门,导致受害人不知向谁投诉。发生噪声污染事件时,经常出现执法混乱:抑或几个部门同时过问,出现交叉执法:抑或相关部门推诿扯皮,推脱责任。

  现行《噪声法》跟不上形势需要噪声污染防治理念落后,急需立法修正。现行《噪声法》为十几年前制定,注重末端治理,缺乏源头预防的理念;管理手段单一,如过分注重行政管理手段,忽略经济、技术、公众参与等手段,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规划等宏观管理手段在《噪声法》中也体现不够。十几年来,很多新的噪声污染类型不断出现,但没有进入现行法的调整范围,如低频噪声污染、烟花爆竹噪声污染、金属加工噪声污染、轨道交通噪声污染、中高考期间的噪声控制问题等。现行法的法律责任规定过于原则且不全面,没有规定处罚幅度,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难以把握,环保部门和其他监管部门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也不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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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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