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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离的理论,浮夸的文风——评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


□ 阎 嘉

  近年来,将“全球化”这一话题与各种学术问题放在一起来讨论,已经成了学术领域里一股并不那么新鲜的风气。必须承认,不同文化传统和理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确实呈现出日益频繁的趋势,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迫切需要面对中国语境的现实,从实际出发提出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理论构想。如果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只是简单地输入西方的理论,或者仅仅停留在一些与“全球化”有关的“宏大”论题上,而不对当下的现实(尤其是人们热衷于谈论的“媒介现实”以及中国本土的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考察和研究,实际上无助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建设和发展。简言之,在我看来,学术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对各种问题出现的“语境”进行深入切实的考察,在具有说服力的现实依据与理论依据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在塌实研究基础之上的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否则,便可能坠入浮泛和空洞之中,缺少启发性和学术洞见,也缺乏理论上的建设性。
  坦率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浮泛和空洞的学术风气虽然不能说普遍,却也不时可以看见;尤其是在个别还算有点名气的学者那里,我们偶尔也会发现学术研究的浮躁风气。金惠敏先生的近著《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可以算作是一个比较令人瞩目的个案。这本书的篇幅并不算大(印刷字数15万,去掉不太相关的两个“外篇”和附录,余下的大概不到10万字),却谈论了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学术的“宏大主题”,但是,细读之后会发现,如果不算其中大量的引文,作者自己的论述文字便所剩无几。全书的论述给人总体的感受是:理论观点在空中飘来飘去,爆发性的论点和惊人的断语不时突兀地呈现,加上不少有语法错误的西式语句,确实使人怀疑它到底有多少真正的学术价值,它对我们的理论建设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启发性意义。
  在核心论题方面,《媒介的后果》一书并没有运用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和实例正面告诉我们:第一,“文学”在中国真的“死亡”了吗?这种“死亡”在理论上与现实中的依据何在?“死亡”的原因、表征和特点有哪些?第二,“媒介”(无论以哪种形式表现出来)在我们的现实中有着怎样的塑造作用?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它对生活、文化与文学到底具有怎样的“后果”?第三,所谓的“全球化”,在中国本土的语境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全球化”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领域中到底有哪些表征?这些表征与国外的“全球化”到底有着怎样复杂的互动关系?
  以下,我将集中评析《媒介的后果》所断言的“文学死亡”、全书的核心论点以及作者的学风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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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的后果》(以下简称《后果》)这一标题试图揭示的是:当代各种传播媒介(其实书中只列举了“电信”和“图像”)的扩张对文学的挤压,以及在这种挤压之下文学的危机和死亡。这样,“文学”与“媒介”,就构成了这本书上、中、下三篇的两个关键词。
  让我们先看作者所断言的“文学死亡”。《后果》在论述文学与媒介的关系时,首先为我们断言了一个“文学死亡”的前提和语境,然后又断言媒介对“我们”和“文学”无情地进行了“帝国化”和“殖民化”,其后果是“趋零距离”、“图像增殖”和“球域化”(作者生造的一个词语)。但是,通读全书,我们并没有看到作者以事实和文献来具体论证媒介及其“后果”在中国、“全球”如何导致了“文学的终结”或“文学的死亡”,倒是作者在开篇伊始就已经断然作了结论说:“文学理论早已是穷途末路”,原因是“在中国‘文学理论’之死在于它丧失了对文学的阐释能力,以文学的立场批评现实的能力,以及接通‘世界文学’的能力”;紧接着,作者未作任何论证和阐释,又断然说:“因此,在中国确定的事实就不是文学理论的死亡,而是文学理论家的死亡……”,于是喊道:“现在该是发起一场文学理论救亡运动的时候了!”作者自称,他的目的在于“恢复文学理论家与当代现实的对话能力,重新点燃我们的现实激情,在对新现象的新阐释中找回我们作为理论家的自信”,而其“主旨则是一个文学理论家与现实的对话”(金惠敏:《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在短短几百个字中,作者连续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的状况作出了几个绝对性的判断,但却没有对任何证据与事实进行学理分析。在整部书中,作者只字没有提及古往今来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的状况,更没有提及任何作家和文学作品。那么,我们想知道,作者对当今中国文学界的状况有多少了解和认识?作者是否阅读过当今中国从表现“主旋律”到“新写实”、“身体写作”等方面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作者又凭借什么对当今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作出如此绝对的论断?当我们还在惊异之时,作者又在“小引”中马上断言:“当今中国文论领域如果不是气象万千的话,那也可以说较之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要丰富和有活力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为有源头活水来’,国内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异常活跃,理论和理论家的越界旅行司空见惯……”(第2页)终于,我们看到了,作者道出了这“源头活水”竟是那位“频频访问中国”的“米勒老人”、“可怜的米勒老人”,以及作者本人这位不断进行着“越界旅行”的“理论家”。原来,作者是根据一个“在中国要比在美国名气更大”的美国人发表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既断定了中国文学理论和理论家之死,又断定了中国文学理论气象万千,而且还进一步断定了中国文学的“当前危机”和死亡,即媒介对文学(乃至对整个现实世界)的殖民和帝国化,并且把自己当作了拯救中国文学理论的“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第2页),进而要创造的将是有“越来越多的共通的文学理论问题”的“世界文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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