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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学”的一种自我理解


□ 王南湜

  问题、进路、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的学术制高点上的思考(专题讨论)
  [提 要]王南湜认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是不可或缺、内在相关、互相支持的三个方面。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这三者的统一与均衡却往往被打破,从而造成了种种片面性趋向。中国“马学”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就必须面对上述三种偏向,对自身有一种新的定位或新的自我理解,从而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统一或取得一种平衡。而适当的问题意识作为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的统一,是“马学”具有生命力的根基,应当成为当今一切真正有志于“马学”者的自我定位或自我理解。吴晓明认为,经由黑格尔对主观意识的批判、特别是经由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理解和把握社会的现实才可能成为一项真正的思想任务。在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无论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还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都只是以其从属于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来遮蔽这一现实。因此,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将不能不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学说,也只有在这一任务的不断开展中方才能够持之不坠。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应当成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它的路径、方法和问题——所围绕旋转的枢轴。孙正聿认为,哲学是以时代性内容、民族性形式和个体性风格求索人类性问题,是以“表征”的方式构成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据此,哲学的工作方式或进路应是:时代精神主题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聚焦点;现实存在间距化标识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流行观念陌生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基本理念概念化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力量之所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以这种工作方式推进。张一兵提出了自己“后文本学”的新的方法论思考,认为传统文本的解读分为符号文本层解释、互动性的意义场理解、生产性的思想构境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而生产性思想构境论——即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将是“后文本学”方法论的真正本质,是一种文本生产中的革命;文本学的真正基础是“关系本体论”,生产性的思想构境包括了对象文本理路、我性诠释理路和互文性文本参照理路的共在这些不同的构境层。
  [关键词]问题 进路 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马学”一词不是现时流行的“马克思学”的简称,也不是单纯意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那样一种理论性的研究,而是试图在与“中学”、“西学”相对待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即赋予其一种类似于在近代以来中中国文化语境中“中学”、“西学”那样的含义。近代以来的国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话语中使用“中学”、“西学”字样时,并不是(或不仅仅是)视其为纯粹理论性意义上的学问,而是将其与民族的生命联系在一起,是指一种关乎民族生命与个人安身立命之本的根本性大学问。我们将会看到,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使用“马学”一词,有利于我们把握本文所讨论的主题。
  
  一
  
  在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中学”、“西学”之为“学”,既非纯粹之学术,亦非纯粹之意识形态,而是兼而有之。同样,我们在此语境中谈论“马学”之为“学”,也是兼有多重意蕴。依笔者之见,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其“学”(“马学”)包含有最为基本的三重意识: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意识;“马学”是这三重意识之统一。
  这里所谓问题意识中的“问题”,不是指理论上的疑难问题,而是实际生活中必须予以解决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这样一种问题意识,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理论活动功能的理解密切相关的。马克思颠覆了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将解释世界作为哲学第一要务的自我理解,而认为首要的问题是改变世界。按照这样的理解,理论便不是以灵魂出窍的方式站在世界之外对于世界的静观,而是从属于实践的。换言之,解释世界是从属于改造世界的。这种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颠覆对于理论活动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理论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自存性,而是成为了实践活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理论活动的目标从根本上说便不是在自身之内,而是指向实践的。理论的功能便在于以理论的方式解决实践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从这样一种哲学立场来看,任何一种理论或哲学若不与改造世界的实践相关联,便是空洞的、无任何效用的东西。而要与实践相关联,便不可避免地要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为理论活动的目标,也就是说,使理论活动从属于实践活动,使理论活动具有一种实践兴趣,使理论活动具有问题意识。
  但是,将理论活动从属于实践活动,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像实用主义那样,使理论完全地从属于实践而否认理论具有任何独立性。马克思并未像实用主义那样否定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而是对理论活动的相对独立性给予了充分肯定,即肯定了理论相对于具体的个别实践活动的超越性。而在马克思哲学中,这种超越性的根据就在于,理论思维与直接关联于外部物质世界的工具性生产劳动的关联性。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把工具性生产劳动视为人的第一个历史性活动,正是在工具性劳动的基础上,理论活动才可能发展起来。这就使得理论活动不同于其他人类活动,具有了工具性生产活动所特有的客观确定性和普遍性。理论活动的这种客观确定性和普遍性特征,在近代以来的科学中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体现,其体现之一,便是系统性或体系性。所谓系统性或体系性不是别的,就是将所涉及的现象用一种原理统一地予以解释,或者说,以一种或一组原理为基础,将所涉及的现象在观念中建构起来。而系统性或体系性正是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标志。哲学与科学是孪生的、互补性的两种理论方式。当科学理论的存在方式发生改变之时,哲学理论的存在方式不能不随之发生改变。在近代科学的示范作用下,近代以来的哲学也无不以系统性或体系性为其显著特征。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近代哲学的思辨性进行了最深刻的批判,十分强调理论的实践性或问题意识,但对于理论的系统性或体系性却给予了充分肯定。只要看一看马克思如何耗费一生心血去建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我们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因而,一种哲学的理论意识,也就是其系统性意识或体系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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