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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学经典”学术研讨会综述


□ 罗绂文 胡晓军

  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主办,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学经典”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9月22日至23日在的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四川大学赵毅衡首先做了题为“双轴位移:两种经典化及文化灾变”的发言。赵毅衡认为去经典化其实也是经典化的题中之义,他分析了两种经典化去经典化的方式:精英经典化大众经典化。前者主要是在符号的纵聚合轴上操作,而后者主要是在横聚合轴上进行。大众传播时代的经典化方式是纵聚合开始混杂于横组合,经典化向横组合操作倾斜,这即是“双轴位移”的含义。赵毅衡对这种只有追随没有批评的经典化的方式表示了深刻的担忧。赵毅衡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强烈反响。浙江大学徐亮认为,以横组合与纵聚合的理论来解释当下一些文化现象很有理论深度,也给人以启发。也有学者认为以“文化灾变”的眼光看待当下的大众文化有些失当,并认为不应轻视通俗文学。厦门大学杨春时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是严肃文学独树一帜,通俗文学一直得不到主流文学思想的认同,因而没有获得合法性和充分的发展。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性的偏失——感性现代性的缺失而导致的理性主义霸权。杨春时一方面从中国通俗文学先天的缺陷,论述了通俗文学争取合法地位的劣势;另一方面,则阐述了“五四”以及后来的新时期,启蒙理性主义对通俗文学缺乏足够的宽容精神,从而对通俗文学施以批判、打压,造成了通俗文学的边缘化。
  近来因央视“百家讲坛”而引发的“学术明星”现象,是与会学者热烈讨论的另一个重要话题。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以“于丹的食利者的快乐哲学”为题,另辟蹊径,“换一个思路思考自由和快乐”,批评了于丹的快乐哲学。陶东风认为于丹是一个特殊的角色,是“奶妈”与“布道”的结合。于丹对于经典,既不是理性的研究者,也不是真正的信仰者,而只是对经典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因此她在“布道”时常以真理代言人自居,“布道”时的句式也是简单化、绝对化。也有学者从媒体性质与传播机制分析了“百家讲坛”现象。北京师范大学赵勇认为,由于像“百家讲坛”这种电视节目的制作理念与筛选机制,他们选中的学者往往是学问型学者,而不是思想型学者。由于与西方媒体性质不同,中国知识分子上电视与西方知识分子上电视是征服并利用大众传媒不同,而是一种被征服,是自主性的主动取消或被动阉割。这种情形之下,上电视的只是知道分子,而非知识分子,结果造成了学者轮番出入于电视台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则缺席于电视的局面。赵勇认为,不必在上不上电视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缠,学者是可以上电视的,但知识分子却不应该拒绝电视之外的其他媒体,因为媒体并不等于电视,电视之外还有更加广阔的媒体空间。赵勇的发言得到了多位与会专家的赞同,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认为知识分子的功能与定义在不同的时代被规定着。现在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专业知识分子,己不能再充当普通的知识分子了。因此,在大众传播时代学者如何自我定位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苏州大学刘锋杰则认为,我们对“百家讲坛”,对于丹、易中天们不必过分在意,应该冷静看待这种现象,学院里的学者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我们的淡化慢慢会使这种热潮趋于平静。如果我们过分关注,即使是批判,也正是媒体所需要的。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文化现象给予了理解与宽容。贵州大学徐明德认为“百家讲坛”的一系列讲座,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学术普及形式”或“学术大众化方向”。他回顾了中国历史中各个朝代的文化普及活动,并以古况今,认为“百家讲坛”的学术讲座对文化的普及还是大有禆益的。但他也看到这种文化现象的不足之处,比如一些硬伤的出现、细节考证的不当等等。徐明德寄希望于既有深厚学术修养、又能将高深的学术化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学者承担起学术解释通俗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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