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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及其遗产


□ 周祖文

  百年一世纪。在中国史研究中,十四、十八和十九世纪可谓是“学术明星”。十四世纪之成为研究热点,与伊懋可有关。一九七三年,伊氏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十四世纪的转折论”,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十九世纪则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柯文“中国中心论”的宏大叙事模式,到施坚雅“经济区系理论”、黄宗智对华北、长江三角洲研究的中观理论模式,大多以十九世纪(有时往下延伸到二十世纪前半期)作为时空背景。相形之下,对于十八世纪的研究开展得较晚。尤其在国内史学界,虽经戴逸先生多次撰文提倡,但迟至二十世纪尾声(戴逸主编《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九九九年出版),十八世纪才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英语世界稍早,一九八七年,韩书瑞和罗友枝出版了英文版《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以下简称《十八世纪》),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十八世纪中国的洗练而优美的全景画卷。
  《十八世纪》采用布罗代尔“长时段”研究方法,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将十八世纪定义为一六八○至一八二○年这一长达一百四十年的时段。“长时段”从较长时期的发展趋势中把握时代脉动,有助于考察十八世纪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十八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和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戴逸语),对于中国而言,同样有着特殊意蕴。十八世纪号称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三千年来前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峰;相对于十九世纪以降与西方纠结缠绕的发展历程而言,十八世纪提供了一个没有西方这一他者条件下的发展经验。曾经炙手可热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下虽已成昨日黄花,但重温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社会,对揭示近代乃至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形成轨迹, 理解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不得不重新检视十八世纪及其遗产,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
  十八世纪对后来最有深远影响的遗产,莫过于在此期间人口增至三倍这一事实。《十八世纪》将人口增长主要归因于死亡率降低与平均寿命的延长。死亡率在2.5%—3.5%,尤其婴儿死亡率很高,康熙皇帝五十五个孩子中有二十二个不到四岁就死了。约有35%的人死于十五岁以下,7%的人活到六十岁以上。伴随着死亡率的降低,平均寿命也在延长,男性平均寿命至少在三十岁以上。作为一种反应,一七五七年,政府官员退休的正式年龄由五十五岁改为六十五岁。
  自从马尔萨斯以来,人口压力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论题,并逐渐成为一个研究范式。伊懋可通过对中国棉织业的考察,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论”:传统中国在十四世纪之前科技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在十四世纪出现了转折点,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发生改变,科技水平开始陷于停滞;其原因在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消耗了大部分农业剩余,用于发展科技的农业剩余变得相当小;尽管中国传统农业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已无力在手工业科技上形成进一步的突破,由此形成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使中国无法像西欧一样完成工业革命。黄宗智在对华北小农经济和长江三角洲乡村的研究中,提炼出了“内卷化”(过密化)的理论概念,深刻影响了国内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研究取向。在人口压力问题上,《十八世纪》偏向于相对较为乐观的立场,既强调人口压力对十八世纪及其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潜在压力,也强调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机构设施很好地适应了不断增长的生育率,有所改善并促进了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种立场是可取的。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正如博斯普鲁斯夫人在其颇有影响的《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的农业变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人口密度的增长对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和经济发展有非常有利的影响,人口增长是决定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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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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