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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我心里给它专门留了位置


□ 徐 虹

我对于北京的情感,是一个少年对于邻家姐姐或者哥哥的情感。虽然没有血脉之亲——我家是1976年外来的北京移民。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上海人——但毕竟千丝万缕,刻骨铭心,难舍难分!我少年时转学至王府井小学;我的第一个班主任叫冯红;1978年我丢了自动伞,劝我别哭了的那些过路人;我们院子里每天给我梳头的红姐姐;还有现在已经瘫痪了的邻居吴姨。我有一次赌气不肯吃饭了,她跑来对我妈妈说,“孩子委屈”……傅雷先生在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前言中说,一个少年人在生命成长初期所面临的惊险和重负绝不亚于一个成年人。是啊!想起他们,我就想起了我生命的脆弱的最初,我的内心就充盈了泪水。他们的好处,只有你当孩子的时候才会懂,只有在世俗中还有童稚之心的人才会懂。我们这个年龄,已经知道怀念的好处,已经懂得恋旧。对于他们、对于北京、对于我的生命之初,这所有的记忆纠缠在一起。我是慢慢慢慢地,把这些记忆开掘出来的。它们就是散文《北京断章》的血肉。
这么多的记忆与倾诉,又说给谁呢?冰心先生在《春水》里说,青年人啊,请珍重。不要把心中的珠贝,抛到难起波澜的大海里。情话要说给恋人,心事要说给知音。从小到大,我都不是一个随意将心事作秀的人。因此也不会把盛满心事的文字随意托付他人。就像我们对于那些轻浅的听者,怎么肯交浅言深,怎么肯说出层层叠叠的心事呢!说者对听者的认同,写者与编者的暗契,文章风格与刊物品质的统一,其实都是一件事。因此,我把我的第一部满怀心事的文学作品给了《北京文学》,这就是我的选择。
《北京断章》后来获得了“第二后老舍散文奖”。
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名《近光灯主义》:一人打着远光灯开车赶夜路,对面的车同样疾驰而来,灯光刺目。在交错的瞬间,对方忽然良心发现,将远光灯改勾近光灯,他也在瞬间变换过来——那是个双方都感到惬意和温暖的时刻。我是想说,很多温暖的瞬间,就是在不经意中间留有美好记忆的。我觉得《北京文学》一直对作者打着近光灯,让我感到可亲可敬可走近。作者与《北京文学》之间良好的民围也是这样产生和建立起来的。
我的写作以《北京文学》为开端,又迈出了第二步、第三步。我也希望在文学之路上不断地努力下去。但是无论走到哪一步,我都认为《北京文学》是我的娘家。一个人文学的起步之初也像生命之初的少年时代一样。我忘记不了我的北京记忆,因为它是我的生命之初。就如我忘记不了关于《北京文学》的记忆,因为它是我的文学之初。一个人会给自己的少年时代留有位置。我在内心的深处,我也是留出一个空间给《北京文学》的,因为它见证了我文学之初的成长。它开启了我的另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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