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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平等

  取消农业税将引发一系列深刻变革
  
  李昌平
  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温总理宣布要用五年的时间取消农业税。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如果按照总理所说的农业税率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三年后农业税率就减少到了5%以下。当农业税率减少到5%以下时,就没有必要再收农业税了——因为征收的成本会大于征收的税额。如此大的力度解决三农问题,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农业税取消的意义,不仅在于每年减少农民人均五十元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以农养政”的时代即将结束,由此会引发一系列深刻的变革。
  “农不养政”乡镇体制和机构改革要来真的了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府部门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攫取剩余的数百种税费负担,且“取之于民”不是为了“用之于民”,而是为了解决乡镇“干部”的吃饭和福利的需求。中西部地区的乡镇政府部门的职能进入了一个怪圈——“收钱—养人—养更多的人—收更多的钱”;政府=干部=收钱=管理=寻租;政府财政=干部饭碗=农民口袋=农业税费。
  面对日益膨胀的机构和越来越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央部署过三次乡镇机构改革,目的就是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政府服务效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回顾历次乡镇机构改革,我们不难发现每次机构改革都是加强条条的权力,削弱地方块块的权力,上收农民的权力。北京的各个强势部委的权力是要加强的;地方政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应付中央,一般情况下,地方的权力也难以削弱;每次改革的结果是农民的权力更小了,管农民的权力部门越来越大了,农民身上的绳索越来越紧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配置人才、技术、资本对小农经济是不利的,农民需要技术服务和金融服务,但是每次改革都是削弱农村技术服务和金融服务部门。
  一般认为乡镇机构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抓住转变职能——“收刮”职能转变为服务职能这个关键。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县乡依然靠“以农养政”,“收刮”农民依然是县乡财政的主要来源。中央财政不养县乡政权,上面发帽子,农民开票子,中央、省市各级不会产生真正改革乡镇体制和机构的动力。而农民有改革乡镇体制和机构的动力,但农民没有权力。只有县乡政权靠中央财政统筹,县乡政权的基本职能才有可能转变为服务农民。中央政府才会下决心解决县乡如此庞大的机构和官僚队伍。
  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不养政”变为现实,县乡体制和机构改革不得不真正开始了。
  “农不养政”开创乡村社会“民本位”新时代
  在我国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农业税既是县乡“收刮”体制存在的理由,又是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收刮”体制的存在既是“官本位”体制的存在理由,又是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只要县乡“官本位”体制存在,民主容易成为欺骗人民的招牌,法制容易成为桎梏人民的工具,市场容易成为权力和资本合谋的平台,中央转移支付的资金就难以用到老百姓的身上,公共财政就难以建立起来,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无法兑现的白条,建立公民社会也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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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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