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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的黄昏和法治的朝阳


□ 耿国阶

作为一部电影,《被告山杠爷》故事情节简单,也很难说有多高的艺术性。但是,毫无悬念的情节却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治理的沉重和复杂。
影片的用意是很明显的:突出传统的乡村秩序与现代法制秩序的内在冲突,乡村治理从人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艰难和复杂。首先通过对背景的特殊安排和强调塑造了一个具有化石意义的小村庄——堆堆坪:地理位置非常偏僻,在全县最偏僻的一个乡里面位置又最偏僻的一个村,离最近的小镇也有五十里山路;民俗保存较好;村民基本上比较朴实,例如腊正、张明喜与媳妇、王路的妹妹等即是典型例证,对山杠爷理解而且敬重;对来自县乡的“上级”有一种几乎本能的敬畏,山杠爷就比较典型,虽然他在村里即是一个“上级”的代表;没有电视,几乎没有报纸,以及其他现代传媒;基本上没有多少外出打工的。这些特征在现实的乡村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而且往往越是偏僻的地方,越是明显。
相对而言,地理背景的安排还是比较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社会背景的安排和过滤。首先过滤掉了现实的传统乡村秩序所必然具有的诸多杂质,虽然是个千人大村,但村民之间没有复杂的派系斗争、深刻的家族矛盾和尖锐利益冲突,作为一村之长的山杠爷德才兼备、威法并用,就传统的乡村秩序而言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当家人。其次过滤掉了现实的法治秩序所必然具有的诸多杂质,影片中的苏同志(来自县检察院的女检察官)完全是法律的化身,本身以及执法过程没有任何杂质,就事论事,依法说法,过滤掉了现实中经常困扰法治的人情、关系、领导干预等等问题,塑造了一个纯粹的法治环境。再次,也精心过滤掉了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村—乡镇—县之间复杂的利益考虑,其中,乡镇一级政权的省略是最有内涵的。在影片中,代表乡政府的王公安更多是一个符号,一个辅助意义的符号,本身对案件并没有多少实质影响。现实社会里,特别是针对该类可大可小的案件,乡政府出于本身的考虑,一般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甚至可以说,乡级政权在这一类问题中往往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就这样,通过地理、社会环境的特殊安排,影片塑造了一个纯粹而理想的人治秩序,一个纯粹而理想的法治秩序,然后尽力突出两个“纯粹”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复杂性。
应该说《被告山杠爷》首先是一部法制片,始自法律,终于法律。就成文法本身而言,山杠爷涉嫌罪名以及可能的判决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和争议。但把他放在法律变迁的背景下,其所包含的信息就很复杂了。
成文法是不需再说的,但山杠爷的游街、祠堂关押等行为是否有传统习惯法的依据呢?换句话说,这些行为在传统中国是否是被成文法默许甚至支持的,而在乡村也是被认可和赋予一定合法性的呢?!我们今天的成文法体系,特别是刑法、商法体系,几乎是完全copy过来的,是现代的而且是西方的!但习惯法体系变迁的步伐却远远没有那么快。很大程度上,习惯法体系还主要是我们自己历史传统的沉淀,适应现代(西方)成文法的乡村(中国)习惯法尚未生成。就如影片中所展现的那样,对于村里人来说,现代(西方)成文法像县城一样遥远,像苏同志一样陌生。现代(西方)成文法与乡村(中国)习惯法脱节必然产生大量矛盾,不仅在一地而是在各地,不是在一时而是可以预期的长时期;山杠爷是否仅仅是矛盾突出的冰山之一角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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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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