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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元年


  在经历了2009年的保增长和2010年的调整期后,2011年的中国经济将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完成战略布局:一是对内推动经济发展动力转型,从依赖外需转向扩大内需:其表现形式是抑制通胀、要素价格改革和“实际”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二是对外进行货币博弈,其表现形式是本币升值、储备资产管理以及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渐进式改革。毫无疑问,在表面上,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将体现为对2009年以来全球流动性泛滥及其后遗症的治理和修正,而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已经开始立足长期增长格局设计。如果2011-2012年是转型年,则今后的中期增长可期。

  四个悖论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通胀管理与竞争力下降的双重压力,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悖论之一:人民币币值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并存。2010年四季度至201 1年上半年,4%左右的月度通货膨胀将伴随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保持升势,这意味着自2002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以贸易顺差所体现的外部需求将必然在中期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这就意味着相对高的通货膨胀并不伴随经济高涨,而伴生的是需求萎缩的隐忧。

  悖论之二:控制通货膨胀与要素价格改革并存。事实上,自2010年io月19日加息起,中国已经进入紧缩性货币政策通道,但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要素价格改革必将在中期持续推高通货膨胀,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一条极具考验性的道路上寻求平衡——短期内必须平抑物价及其预期,中期必须推动要素价格达到合理水平;显然,要素价格上升将系统性地改变中国的禀赋优势与全球分工。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中国中期增长率会否下台阶?中国是否应该对通货膨胀具有更高的容忍度?

  悖论之三:投资拉动与扩大消费任务的并存。2009年以来的典型事实是:信贷推动投资,投资拉动增长,但信贷造成流动性过剩和通胀预期,并因此形成居民收入实际购买力缩水。因此,扩大消费意味着投资增速应有所降低,但是,消费的前提是可支配收入,而必要的投资增长才可能造就就业和工薪收入。于是我们面临的矛盾是,201 1年起应该具有怎样的信贷和投资增长,如何实现不带来通胀而造就收入增加的信贷与投资扩张?

  悖论之四:世界工厂与节能减排压力的并存。至少在2011年-2013年间,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不会被动摇,但节能减排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中期增长的硬约束。于是,我们面临是否真实实现要素消耗下降,并可以确保可持续增长的难题。

  显然,上述悖论似乎缺乏完美的解决方案,所有依据经典宏观经济理论所衍生的政策建议都只能解决悖论中的一个问题而导致另一个问题进一步恶化。转型宏观经济政策是短视的——全球博弈的表象是对总需求的争夺,以2010年10月为分水岭,中国进入了以“收入”为主线的经济发展通道,这将造成在耒来五年中,中国将降低对外依存度,并逐步提高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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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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