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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元年


  在经历了2009年的保增长和2010年的调整期后,2011年的中国经济将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完成战略布局:一是对内推动经济发展动力转型,从依赖外需转向扩大内需:其表现形式是抑制通胀、要素价格改革和“实际”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二是对外进行货币博弈,其表现形式是本币升值、储备资产管理以及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渐进式改革。毫无疑问,在表面上,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将体现为对2009年以来全球流动性泛滥及其后遗症的治理和修正,而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已经开始立足长期增长格局设计。如果2011-2012年是转型年,则今后的中期增长可期。

  四个悖论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通胀管理与竞争力下降的双重压力,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悖论之一:人民币币值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并存。2010年四季度至201 1年上半年,4%左右的月度通货膨胀将伴随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保持升势,这意味着自2002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以贸易顺差所体现的外部需求将必然在中期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这就意味着相对高的通货膨胀并不伴随经济高涨,而伴生的是需求萎缩的隐忧。

  悖论之二:控制通货膨胀与要素价格改革并存。事实上,自2010年io月19日加息起,中国已经进入紧缩性货币政策通道,但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为核心内容的要素价格改革必将在中期持续推高通货膨胀,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一条极具考验性的道路上寻求平衡——短期内必须平抑物价及其预期,中期必须推动要素价格达到合理水平;显然,要素价格上升将系统性地改变中国的禀赋优势与全球分工。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中国中期增长率会否下台阶?中国是否应该对通货膨胀具有更高的容忍度?

  悖论之三:投资拉动与扩大消费任务的并存。2009年以来的典型事实是:信贷推动投资,投资拉动增长,但信贷造成流动性过剩和通胀预期,并因此形成居民收入实际购买力缩水。因此,扩大消费意味着投资增速应有所降低,但是,消费的前提是可支配收入,而必要的投资增长才可能造就就业和工薪收入。于是我们面临的矛盾是,201 1年起应该具有怎样的信贷和投资增长,如何实现不带来通胀而造就收入增加的信贷与投资扩张?

  悖论之四:世界工厂与节能减排压力的并存。至少在2011年-2013年间,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不会被动摇,但节能减排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中期增长的硬约束。于是,我们面临是否真实实现要素消耗下降,并可以确保可持续增长的难题。

  显然,上述悖论似乎缺乏完美的解决方案,所有依据经典宏观经济理论所衍生的政策建议都只能解决悖论中的一个问题而导致另一个问题进一步恶化。转型宏观经济政策是短视的——全球博弈的表象是对总需求的争夺,以2010年10月为分水岭,中国进入了以“收入”为主线的经济发展通道,这将造成在耒来五年中,中国将降低对外依存度,并逐步提高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收入主导决定了通胀治理。

  当前的短期经济波动和政策选择体现了转型的治理理念。在宏观层面,单纯的保增长或压通胀仅仅是表象,更深层次的考量是所谓包容性增长——在宏观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格局重组。一个势必进入中国政策制定范畴,且将造成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情势是中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最终完成,这会导致中国从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产品输出地转向消费品和服务市场,投资和出口引擎因此而转变为投资与消费引擎;而短期的通胀治理事实上更多地兼顾了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保持增长。

  ——增长风险决定了货币信贷紧缩。

  货币紧缩将是201 1年上半年的政策主旋律。一方面,货币信贷过量投放显然造成了通胀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化;另一方面,巨额信贷余额造就了持续居高不下的信用风险,且此类信用风险与资产价格已经高度捆绑。存款准备金是对银行资本的有效替代,可以应对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因此,高存款准备金率或许是常态。

  ——人民币升值决定了转型的力度。

  一是人民币升值将在中期造成一个有趣现象:升值预期推动热钱流入,热钱推动外汇储备增长和基础货币投放,可贷资金扩张但央行票据和准备金资产增如。其结果是银行业总资产扩张但信贷资产扩张速度下降,这意味着银行资产结构优化。二是人民币升值(特别是实际有效汇率变化)的确造成中国净出口下降,并进而在中期推动中国降低对外需的依赖。三是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境外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屏蔽,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依托本外币政策共同应对宏观变量变化的调控工具组合转型。博弈推演:2011年中国外部策略及其效果第一,中美两大经济体处于不同周期。

  最近20年经济进程说明,除2008年-2009年等少数年份,中美两国始终处于经济不同步发展阶段。很显然,自2011年起,中美两国将再现不同的经济周期——美国治理失业,中国治理通胀,因此,2011年是全球宏观经济格局的重新布局年。以中国在2010年四季度起始的紧缩代表着中国在宏观博弈中占据先机的勇气,但真正的博弈将在2013年开始,届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将因下一轮技术革命进入由复苏走向繁荣的增长通道,全球资本流动总量与方向均可能发生改变,资本目的地可望从新兴市场再度向发达经济体回流。据此,在2011年-2013年间,中国势必处于通过紧缩基础货币对冲流动性的政策通道。根据中美经济政策博弈推演,我们可以预见,申国在2011年前两季度仍将经历相对高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率在低位徘徊的艰难局面,但自2011年7月起,中国将再度进入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且持续时间会延续到2013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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