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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美同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 高国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重点从荒野和农村转向城市,美国环境史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注重物质层面的分析转向注重社会层面的分析;从强调生态环境变迁及自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转向强调不同社会群体与自然交往的种种经历和感受;从以生态和经济变迁为中心转向着重于社会和文化分析;从重视自然科学知识转向运用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分析工具。总之,环境史越来越接近社会文化史。这一范式转换,被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理查德·怀特称为“环境史的文化转向”。①时至今日,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已经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最明显的趋势,文化转向被研究者广为接受。文化转向在使环境史走向主流的同时,也削弱了其原有的一些特色。文化转向直接关涉环境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在环境史学界引发了广泛争议。现对近20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文化转向这一现象的主要表现、兴起背景及其利弊得失予以评述。②

  一、文化转向及其主要表现

  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主要是指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它将自然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加以探讨,并强调将种族、性别、阶级、族裔作为分析工具引入环境史研究,侧重探讨人类历史上不同人群的自然观念及其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理查德·际特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史最主要的变化“或许可被称为文化转向”,主要表现为“在早期环境史研究中不见踪影的文本、故事、叙事,受到了关注,同时,研究重点从荒野转向了人工景观”。①怀特提出“人工景观”(Hybrid Landscape),实际上是要表明人与自然的边界模糊,文化观念在环境变迁中发挥着影响。

  早在1990年的一场学术讨论中,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就已初露端倪。《美国历史杂志》1990年第4期刊发了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地球的变迁:论史学研究的农业生态视角》以及围绕该文的一组评论文章。②这组文章出自美国最知名的六位环境史学者之手,在环境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沃斯特提出,环境史要重视农业生产,以自然环境、经济活动和生态变迁为研究中心。虽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理查德·怀特、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都认可农业生产在环境史研究中具有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环境史应该大力加强对城市的研究,重视社会分层和思想文化的作用。在克罗农看来,人们在选择食物时会受文化观念的影响,食物“也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建构”。怀特也认为,在农业生产中,文化观念可以发挥与生产方式同样重要的作用。克罗农提出要将环境史研究的领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指出环境史研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它没有从不同群体的角度人手,探究社会分层对环境变迁的意义”,环境史应充分探讨不同社会集团及其互动对环境变迁的影响。③而麦茜特则倡导在环境史研究中采用“性别分析”。④沃斯特在当期发表的回应文章《超越文化视角》-文中,担心文化分析将削弱环境史研究的特色。在他看来,过分强调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会使环境史沦为社会史”,环境史以自然为中心的特色将丧失殆尽。⑤

  直至今日,这场争论仍以某种方式继续着。从1990年以来,以沃斯特为代表的一方依然坚持环境史研究要以生态变迁为中心,大体可称为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分析学派”;以克罗农、怀特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大力拓展社会分层和文化分析,可称为环境史研究的“文化分析学派”。⑥

  在克罗农和怀特这两位领军人物及其支持者的大力推动下,文化转向已经成为近20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明显趋势。1990年在《美国历史杂志》参与讨论环境史的六位学者中,克罗农、怀特、麦茜特和斯蒂芬·派因(Stephen J.Pyne)均对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表示赞同,成为此后推动环境史文化转向的先锋。他们总体上以四种形式推进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一是重视对不同社会集团的研究,将种族、阶级和性别作为环境史的分析工具;二是通过社会文化建构模糊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区别,突出文化的作用;三是以生态学中的混沌理论为基础,扩大相对主义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影响;四是将环境史视为讲故事的艺术,强调史学研究的主观性。在这些合力推进环境史文化转向的学者中,克罗农和怀特功不可没,两人的有关著述为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从而使文化转向渐成燎原之势。

  在环境史的发展过程中,克罗农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学者,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为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开辟道路,推动环境史的繁荣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推动环境史研究从荒野和农村转向城市,带动了城市环境史尤其是城乡关系史的研究。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①是一部公认的杰作,该书考察了1833-1893年芝加哥发展为美国第二大都市的历程,通过追踪芝加哥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商品流动,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生态和社会变迁。该书将城乡视为一个整体,在农业史与城市史之间搭建了桥梁,将城乡关系纳入了环境史研究的范畴。其二,克罗农将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叙事引入环境史研究,②对环境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发起了挑战。他通过对比两部关于美国尘暴重灾区(Dust Bowl)的历史著作,表明历史研究的主观性。③克罗农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破除环境史研究中“衰败论”的叙述模式(declensionist narratives),激励公众要对环保更有信心。④其三,克罗农解构了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荒野神话。所谓荒野,是指纯粹的自然,是指那些未曾受人侵扰、应该予以保留而不进行开发的地方,20世纪下半叶,这种“荒野”神话越来越流行。克罗农则将荒野(自然)视为一种文化建构,并以家园取代荒野作为环境史叙述的中心,由此减少既往环境史研究中关于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争论。⑤在克罗农的带动下,文化分析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日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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