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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何以没有评论李贽和龚自珍


□ 倪墨炎

  编辑同志:
  《鲁迅全集》中提到很多历史人物,但没有谈及李贽和龚自珍这两位历史上很有战斗性的文化名人。这是偶然的吗?其中可有什么原因?
  
  江西都昌县中学万松生
  
  万松生同志:
  你给《读书》编辑部的信,转给了我,并要我作复。我就试试吧。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谈到过“有李贽序及批点”的百回本《水浒传》。他认为这个本子“惟于文辞,乃大有增删,几乎改观,除去恶诗,增益骈语;描写亦愈入细微。”鲁迅后来还把这个本子称为“李贽序百回本”。这虽不是直接对李贽的评论,但也说明了:鲁迅对于“有李贽序及批点”的百回本《水浒传》,是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的。
  有一件事在部分读者中产生了误解,我也想在这里说一说。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中,对金圣叹进行了评论,其中说到:“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在这句话的半当中,十卷本《鲁迅全集》加了个注,说:“这里袁宏道应为李卓吾。”因李卓吾(贽)曾把《史记》、《杜子美集》、《苏子瞻集》、《水浒传》、《李献吉集》五书并列。我觉得这条注释是有毛病的。鲁迅指名道姓地说的是袁宏道,而袁宏道在《狂言》中确把《离骚》、《庄子》、《西厢》、《水浒》、《焚书》五书并列。固然,袁宏道并没有把《水浒》与《左传》、杜诗并列,但李贽也没有把《水浒》与《左传》并列,怎么就可断定“袁宏道应为李卓吾”呢?而且,袁宏道的五书并列,见于他自己的著作;而李卓吾的五书并列,不见于他自己的著作,仅见于明人笔记《金陵琐事》的一种说法。据明人笔记的说法就坐实为李卓吾的主张,继而又坐实“袁宏道应为李卓吾”,这在根据上是不充分的。鲁迅指名袁宏道,是以袁的著作为根据,鲁迅把袁的“五书并列”的书名记错了,但并不是将李卓吾误记为袁宏道。由于十卷本《鲁迅全集》作了这样的注释,在读者中造成了一种错觉,好象鲁迅曾指谪过李卓吾。其实并无此事。必须在这里说明的是:鲁迅的“袁宏道辈的唾余”云云,是用来批评金圣叹的,也不是指谪袁宏道的。对于袁宏道(中郎),鲁迅倒是有过全面的评论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书的还魂和赶造》中说:“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而袁中郎是十分佩服李贽的。他的“五书并列”中有一本《焚书》,就是李贽的著作。从鲁迅对袁中郎的合乎历史辩证法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悟出鲁迅对包括李贽在内的历史人物是会作出怎样的评价的——要是有机会进行评论的话。
  至于龚自珍(定庵),鲁迅受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尤其在旧体诗的创作上。许寿裳曾说鲁迅的《悼杨铨》诗“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龚自珍”。如以鲁迅的《无题》(“万家墨面”)、《亥年残秋偶作》诸诗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等篇比较,可以看到它们风格的相近。(关于这点,我曾在一九八一年第四期《文史哲》上发表的《论鲁迅旧体诗的艺术风格》一文中有所论及,可供参考。)但《鲁迅全集》中确实没有提到过龚自珍。据说,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在京邀约几位文艺界同志谈天,谈到了鲁迅的旧诗,毛泽东也说过:鲁迅的旧诗很明显受龚自珍的影响,但鲁迅文章中怎么很少提到龚自珍啊!鲁迅没有在文章中提到过龚自珍,但在口头上曾对人说过:他喜欢龚自珍。据唐《<鲁迅全集补遗>编后记》的“附录一”中回忆:“至于我说‘先生好定庵诗’,这是有一次谈到旧诗的时候——记得是在忆定盘路吃完晚饭,雇汽车回到北四川路底寓所,我和他同道,在车里听他说的,他很称道定庵七言的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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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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