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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的狂欢化小说与本土民间资源


□ 刘小源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小说中,出现了一大批在价值趋向上强调个体生命自由、多元平等对话;在创作手法上表现出强烈的反常规、反中心、反规范并带有寓言化、魔幻化、传奇化叙事特点的作品,这些小说在风格上表现出强烈的嘲讽、戏拟、游戏精神; 在形式上呈现出反逻辑超时空的复调结构和杂语喧哗、讽刺模拟的语言特征,批评界将这些作品称之为具有“狂欢化因素”、“狂欢化倾向”或“狂欢化特征”的小说。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顽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作品均属此类。这种小说的产生,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因素的影响不无直接的联系,但它毕竟是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的产物,它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民间文化资源的本质联系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纯现代性的启蒙阐释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失语和无效,正是渊源于本土民间视角的缺席。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苏联思想家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的小说创作时创建了令人瞩目的狂欢诗学理论。这一理论对探讨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狂欢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启发意义。近几年来,许多批评者直接运用这一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与诠释,但由于缺乏对本土民间狂欢文化的研究和联系,影响了批评的有效性。
  民间狂欢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精神文化现象,并非欧洲所独有,类似狂欢节型的民俗活动,在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生活中普遍存在,它是各种文化相互渗透和交流的产物,在与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的联系中体现出不同的狂欢化特点。我们中国的许多民间社火和迎神赛会,其文化精神与狂欢节是相通的,都是把社会现实里的一些事象颠倒了过来看,表现出了对某种固定的秩序、制度和规范的大胆冲击和反抗,体现着人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和追求,但它们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正如钟敬文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这些民间社火、赛会和庙会中的狂欢现象保存着宗教法术的性质,它们与现实的崇拜信仰,依然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此外,它还带有民间娱乐、民间商业等种种其他因素,有的学者把它概括为“神、艺、货、祀”。在我们讨论中国新时期以来狂欢化小说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时,必须紧密联系本土狂欢文化的这些存在特点,否则,就难以避免对巴赫金理论的简单套用。
  回顾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从《诗经·魏风·伐植》中伐木工匠以明知故问,戏谑调侃的态度对当权者不劳而获的反复诘难和嘲弄,到《庄子》中诙谐幽默,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的匪夷所思;从《史记》首列《滑稽列传》,到《汉书·东方塑传》,以及六朝时期的《世说新语》、唐、宋、元、明、清的诸多笔记,其中无不体现着激越的民间狂欢精神。尤其是宋代以降的话本、杂剧、传奇和散曲,许多通篇都是用狂欢化的思维、狂欢化的语言、狂欢化的结构来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戏仿和改写。最典型的例子是唯景臣的元套曲《高祖还乡》。它用一个乡下老农的视角对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尊贵人物汉高祖刘邦进行脱冕和降格。到了明清之际,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市民审美趣味和市民文化价值观对文学的渗透,狂欢文化精神更为明显地在文学中得到了体现。《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是这一时期的最有代表性的古典名著,同时也是狂欢化意味最为典型的小说作品。它们被传统的批评家称之为“奇书”,之所以“奇”,就是因为它蕴含和体现着丰富的狂欢文化因素。因此,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狂欢化作为一种传统,始终连绵不绝,或隐或显地存在和运行,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并作为一种深厚的民间审美资源和价值资源深深影响着后来的文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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