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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李天济“马屁”的故事


□ 黄进捷

我一辈子经历过许许多多故事,其中最难忘怀的是关于拍马屁的故事。尽管马屁许多人都在拍,小官拍大官马屁,大官拍更大官马屁,小业主拍大老板马屁,小商小贩拍大盖帽马屁,毛脚女婿拍丈母娘马屁,小百姓拍老婆马屁,小学生想当中队长逼着妈妈拍班主任马屁……拍马屁的目的真是五花八门,拍马屁的艺术也不断创新提高,拍马屁的笑话谁都能说出几箩筐,可是有几个人肯承认自己也拍过马屁?我考虑了很久很久,最后还是下了决心,2005年5月16日是李天济老师逝世十周年,我把它写出来,以志纪念。
故事要从1976年说起,李天济拿着上海市电影局的介绍信,到宁波东钱湖,找东海舰队政治部商调关于我参加电影创作学习班的事(不久前,我曾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寄给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次偶然遇到李天济,使我和喜剧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改变了我下半生的命运。当时我是一名文学青年(职务是东海舰队政治部文化科副科长),热爱文学创作,己发表几十万字作品,崇拜名作家,突然来了一位上海电影制片厂写过《今天我休息》、《小城之春》等许多电影剧本的著名编剧,我的喜悦和激动是可以想像的。
东钱湖离宁波二十几公里,是浙东的一个小山沟,当时电视机还不普及,惟一的文娱活动是看电影看戏,作为文化科的副科长,口袋里经常有些机动票,这使我神通广大,和服务社、招待所关系密切。我把李天济安排在师以上首长住的小楼。谁知他刚跨进房门,扫了一眼室内的摆设,慌忙退了出来,连连摆手:“不,不,你不要害我,两天前,我还在干校打煤渣砖,正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怎么能住这么高级的招待所?你给我安排差点的,双层床也可以,爬上铺我已经习惯了。”
我笑着说:“像你这样的大编剧东钱湖还没有接待过。你住这里,是政治部首长批的。”李天济半信半疑,住下来后,我又替他买来一条精装大前门。
李天济接过香烟,喜上眉梢,“上海凭票每月供应三包大前门,还是简装的。”他马上吸了一支,美美地晶着烟味。
我忙说:“我有办法,走的时候给你带上两条。”
“这太好了。”李天济马上不安起来,“要是让工宣队、军宣队知道了,可不得了。”
我问:“你们军宣队是什么干部?”。
李天济:“副连长。”
我说:“我比他大好几级呢,一切事情由我负责,他们来外调,我替你证明。”
晚饭后,我陪李天济在湖堤上散步,当兵的向我敬礼,李天济也举手回礼,悄悄对我说:“他们不了解我,我是有罪的。”在那个年代,两个人互相自我介绍自己的身份,就像现在互相递上名片一样,非常风行。只是李天济说得更深刻,更尖锐,先给自己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一大堆帽子,狠触灵魂,然后又说出自己讲过喜剧电影三十六个套子(去世前他已总结发展成四十八个套子),放了毒,犯了鼓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罪行。
对于喜剧,我曾试着为舰队文工团写过一个话剧,全剧一个演员(独角戏),就是由现在上海电视台翻译片导演倪康扮演,他当时十九岁,全剧演出时间九分钟,全场大笑十三次,曾到北京汇报演出。作为一个编剧,当你站在侧幕条边,听着全场爆发出来的大笑声,那种感觉真好。从此很想写写喜剧,苦无老师指导,面对送上门来的喜剧大师,喜出望外,拉着李天济回宿舍,要他讲三十六个套子。李天济慌了,连连摆手,再三声明,决不放毒。我越发好奇,非要他讲,我说我是工农兵,觉悟比你高,现在干什么都要大批判开路,只有你把毒放出来,我们才可以一起批,帮你提高觉悟。我还读了几条毛主席语录,摆出一副非批不可的架势,他没有办法,只好如实交待。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滑稽的,本不愿“放毒”,又不能不“放毒”。开头,李天济讲得很痛苦,很勉强,边讲边批,讲讲批批。谁知讲着讲着,李天济来了情绪,越讲越有劲,他的记性特别好,哪一部电影,女主角叫什么,都能说出来。我做着记录,有的从没听说过,只能记个大概。突然听到起床号音,才知整整讲了一夜。这一夜我是在极度兴奋中度过的,想不到写喜剧电影还有套子,从此我对喜剧着了谜。两年后,我转业进上影文学部,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就是喜剧电影《好事多磨》(和叶丹合作),这恐十白要归功那次大批判。
我进文学部后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可能“文革”中军宣队个别同志伤害过艺术家们的感情,对军队转业干部存有戒心,各编辑组都不要我。我和李天济商量,李天济说:“沉住气,不会把你退回军队的,我找石方禹说说。”第二天,文学部主任石方禹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你在部队是什么干部?”“舰队文化科副科长。”“编剧组刚成立,需要有个人跑跑腿,有人说不愿意侍候这些‘牛鬼蛇神’,黄进捷,你愿意不愿意侍候?”我连忙说:“愿意愿意。”“可我不能给你副科长待遇。”“我什么待遇也不要。”
所谓“牛鬼蛇神”,都是上影厂著名编剧,像艾明之、李洪辛、李天济、林艺、叶丹、羽山、高型……我早闻大名,十分仰慕。所谓“侍候”,就是每星期六上午编剧们都来开会,我事先打扫好办公室,准备好开水。每当发工资,看参考电影,我就一家家送工资送电影票,我不仅没有感到侍候人低人一等的感觉,反而特别高兴。六十年代初魏金枝老师约我到他家谈一篇小说,我激动了好几天。我想每一个文学青年,都会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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