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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主义的美术革命


□ 郭奕华

在中国,任何一个年代,政治和文化都紧密相连,100年前革去帝制的辛亥革命,必然也引起美术领域的巨大变革。这场以标举“写实精神”为核心的美术界变革,起于辛亥革命前夜,经过辛亥革命时期的推波助澜,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力提倡,而得以深入人心,并引领了其后中国画坛百年的潮流。所谓知往鉴来,了解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美术界百年来的坎坷历程,以及其未来的发展都将不无裨益。

新青年》上的两封信件

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1号,刊登了以“美术革命”为标题的文章,这是画家吕瀓(1896—1989)写给陈独秀(1879-1942)的一封信,信中内容提到“近年西画东输,学校肄业;美育之说,渐渐流传,乃俗世鹜利,无微不至,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驯至今日,言绘画者,几莫不以类似不合理之绘画为能。充其极必使恒人之美情,悉失其正羊,而变思想为卑鄙龌龊而后已。”字里行间透露出吕瀓因西画引入后的混乱而焦虑不已,他所说的“革命”是希望艺术界能够阐明美术变迁,提出这个社会所需要的美术。

陈独秀回复了这封信,并以“美术革命——答吕瀓”为题刊登在同一期杂志上。陈独秀在文中批评了四王在画界的不良影响,所谓“临”、“摹”、“仿”、“悟”四大本领限制了艺术的创作,原文如此写道:“像这样的画学正宗,像这样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那么如何改良中国画,陈独秀有自己的看法:“画家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窠臼。中国画在南宋北宋及元初时代,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功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自从学士派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这种风气,一倡于元末的倪黄,再倡于明代的文沈,到了清代的三王更是变本加厉;人家说王石谷的画是中国画的集大成,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

其实,吕瀓和陈独秀的关注点是不同的,前者担忧的是西画引入之后,国人对它产生不正确、庸俗化倾向的理解,他希望美术界应该对中西美术史有一个比较公允客观的阐述。而后者将矛头指向了传统文人画,力推西方写实主义。

这两封交流信件让我们认清一个事实,自辛亥革命以来,西方美术的引入为国人打开了一扇大门,但迫切的求知欲望、焦虑的救国心态却无法真正认识西方美术发展的历程,更使看待中国传统美术的角度变得狭隘和偏激。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会出现这两封信件的交流,西方美术是以何种姿态进入国人的视野,当时的美术界又处于怎样的状态?

“写实”的艰难之路

吕瀓信中所提到的“美育之说”,是由蔡元培(1868—1940)提出来的。辛亥革命之后,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提出新的教育理念,其中就涉及“美感教育”。他相信通过美育可以有效地实施世界观教育,191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自出任北大校长以来,他坚持营造“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氛围,实施他的“美育代宗教说”。

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其美育的思想便是在德国形成,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康德认为审美的判断不存在利害关系,表现在蔡元培的教学理念上,即坚持不给学生具体的人生方法,而是培养一种符合道德的理性条件。他希望通过一个新的教育方式,培养新的人格、道德和伦理精神。和当时绝大多数觉醒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眼中看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只剩下糟粕,而要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只能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和借鉴。

那么,蔡元培对西方美术的看法到底如何?他曾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上如此表述:“中国画与西洋画,其入手方法不同,中国画始自临摹,外国画始自实写……西洋则自然科学昌明……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像及田野风景……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蔡元培强调了西方写实方法的科学性,他不仅从美学思想、美育观念上给予新的理解,还积极推广新艺术,在教育上身体力行。

如果说蔡元培在教育理念上注入新的血液,那么在具体改革上,有一位功不可没的人士——康有为(1858—1927)。康有为在1904年至1908年期间周游欧洲列国,并著有《欧洲十一国游记》一书,内容为其所见绘画、雕塑和建筑的评论,影响颇大。另外,在其另一本著作《万木草堂藏书目》中指出易元吉、赵永年等宋代画家那些工笔设色、状物逼真之作均为“油画”,并认定“油画与欧画全同,乃知油画出自吾中国,吾意马可波罗得自中国油画,传至欧洲,而后基多琏腻、拉飞尔发之。”显然,康有为对油画在西方的开创和发展存在一定的误解。康有为并不是专业的美术史家,鉴于此,不能对其有太高的要求,但康氏对“写实”这一核心问题的提出和探讨,仍然有一定意义。他眼中的“写实”典范是由“拉飞尔”、“基多琏腻”等画家及其作品代表的西方绘画传统,并将这种绘画传统与中国宋明院画进行比较,认为是具有同等价值的视觉形式。由这一层面看,对中西美术的误读并非关键,相反“写实”概念的提出,代表了一种新文化、新思想的产生,此乃这场“美术革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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