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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


□ 罗 敏

  罗 敏

  摘 要:蒋介石应对两广六一事变大体上有一整套方针与步骤。事变初露端倪时,蒋静观其变。针对两粤之军事部署以防备为主,取监视与待机方针,欲利用两广之争和广东内部的文武内讧,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事变爆发后,蒋为拆分粤桂,先专对粤。广东问题解决后,冒险撤换李宗仁、白崇禧。借口李、白抗命不服,趁机派兵入粤。待中央军转至西江布防后,开始对桂谋求和平解决。蒋处置两广之方针与步骤虽无明显之失算,为两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之关键,但其所运用之手段没有超出中国传统政治术之羁縻反侧的范畴。

  关键词:蒋介石 两广六一事变 陈济棠 李宗仁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具呈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吁请中央领导全国实行抗日。6月4日,两广军事领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响应,并请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改颁军号”,准其“北上抗日”。此后三个多月中,西南与中央间函电交驰,几至兵戎相见,史称两广六一事变。

  目前学界关于两广六一事变的研究,历史过程的叙述大同小异,结论却大相径庭。大陆学界认为两广事变之所以和平解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的结果;①此外,地方实力派的牵制与中共的震慑均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桂系自身的优越条件是最终导致和平解决的关键。②大陆学者对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之关键决策者——蒋介石的作用鲜有提及。③与大陆学界明显“抑蒋”之倾向相比,台湾学界则有“捧蒋”之嫌疑,认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民国以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内战另一次成功的事例。强大的中央宽大对待势孤力薄的长期敌人,其和解目标自然是保全国力共同对外,粤军的反正,李、白的尽释前嫌,奠定了中央与两广互信合作的基础”。④

  两岸学界对两广六一事变之研究,之所以会出现历史过程叙述趋同,而历史认知却歧异的现象,一方面是受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学界“还原”事变过程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主要为当时双方公开发表的电文、报刊之相关报道及当事人事后之回忆。作为一场带有军事政变性质的政治纷争,当事人之间相互攻讦的电文与公开之报道,均避重就轻,虚虚实实,真假难辨,很难反映事件的实际进程与双方的真实意图。而当事人的事后回忆,则因时代久远,难免记忆有误,加之受回忆时具体时空的限制,会有意遮蔽或夸大若干史实,不可尽信。

  本文将通过排比《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等资料,重建蒋介石处置两广六一事变的历史经纬,借以验证当事人回忆之真伪,补证甚或修正学界已有研究之缺失与错漏;并力图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透视蒋之解决两广事变的机心与谋略,分析其利弊得失,以期增进对蒋的决策心理与政治行为特征之了解。

  静观其变

  1935年底,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迫于“团结”的需要,蒋介石不惜“降尊就屈”,推举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而以余自兼两副主席,以为本党复合之张本”。①蒋对“党权”妥协退让的同时,牢牢掌控政权与军权,毫不假借,自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与行政院长。无怪乎时人评论蒋之“团结政策”称:“胡、汪虽居高位而无实权,实际之责任则集政党军之责任于蒋先生一人之身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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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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