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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


□ 阎 嘉

  摘要: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理论高峰”,结束了追求“纯粹性”和“绝对性”的封闭型的理论形态,产生了各种追求跨越学科边界的“宏大理论”。在这一“理论高峰”之后,出现了多元化的理论形态。考察这种趋势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是对历史和社会语境的关注。由此可以发现。不断剧烈变化着的语境导致了源源不断以反叛和挑战姿态出现的激进理论思潮。这种思潮不仅终结了封闭型的理论形态,而且也造成了理论跨越学科边界的境况和各种理论形态并存的现状。理论形态多元并存的“马赛克”景观,成了“理论高峰”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的总体面貌。
  关键词:“理论之后”;文学理论;多元并存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1-0032-07
  
  一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其近著《理论之后》中认为,今天的文学理论正处在“理论高峰”之后。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高峰”,是指大约从1965年到1980年的15年间,一些西方思想家所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或理念。如果要罗列这些理论家的名录,包括了一大批为我们所熟悉的名字:雷蒙德·威廉斯、路西·伊里加雷、皮埃尔·布尔迪厄、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爱德华·萨义德、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雅克-拉康。在伊格尔顿看来,理论意味着对引导我们的各种理论设想和假设进行理性的系统反思,上述理论家正是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如今,我们似乎还生活在他们的各种理论的阴影之中,其后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对这些理论家的洞见有了日益丰富的理解,对他们的原创性理论加以运用、发展并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是人们在某些方面偏离了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试图在新时代到来之时寻找到新的思想方向。可是,伊格尔顿认为,我们目前尚未寻找到理论的新方向。尽管时代和语境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我们却只能暂且仰仗“理论高峰”的那些大师们的鼻息。这些基本判断和预言,显然出自他对理论自身的性质与使命、剧烈变化着的国际语境、如何实现对理论的超越等重要问题的某些深刻的洞察和焦虑。他所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
  首先,我们需要对“理论”及“文学理论”术语的意涵进行一番反思。威廉斯认为,源于希腊语“theoria”的“理论”这个词语,原本是指沉思、景象、心里的想法等。…可对“理论”的另一种理解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即“理论”是指“俯察直观到的流动外表背后稳定不变之真相的方式。因而,理论与‘存在’、同一性和可认知性优越于‘生成’的特权相联系”。正如德勒兹认为的,理论知识将生命在时间中的流动固定下来并使之空间化了。这里存在一个基本的悖论:通常所说的理论,要洞悉现象背后的某种固定不变的真相、本质,将其固定下来;而现象界却始终处于不断的流变和生成之中。于是,如何通过不断的流变、生成去把握固定不变的真相,就成了理论始终都要面临的一个悖论。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所谓“理论高峰”之前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理论”,大多以自上而下的“俯察”姿态,试图通过收集生活世界和各个特定领域的各种“事实”并对它们进行归类,从而去洞察和把握某种永恒不变的“本质”或“真相”。而更多的“理论”,则是从某些先验的、形上的信条、学说、主义或思想体系出发,用它们去解释和说明各种特定的活动(个人的与集体的)、各种存在的事物(自然的与社会的)以及内心的想法等等。这种理论观可称为总体式的或形而上学式的理论观,它具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它设想存在着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和真相;第二,它赋予了理论以“解释”流变中的世界的特权;第三,它追求理论的“纯粹性”和“绝对性”,试图确立某些具有普遍性的固定“规范”;第四,它相信“解释者”的主体性和理性,并因此赋予“解释者”以权威性。例如,20世纪前半期出现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理论,主要致力于寻找所谓“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性”、“规范性”、“普遍性”、“纯粹性”等,而它们在不断流变和异常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寻找到的不外乎是语言、结构这些文学要借以构筑其世界的媒介和手段,把这些相对稳固和易于觉察到的因素当作相当于普世性真理一样恒久不变的专属于文学的“内在性”;但是,却把生活世界、内心体验、个体经历、想象和价值等等放逐到“内在性”、“规范性”、“普遍性”、“纯粹性”之外。
  其实,伊格尔顿本人对理论和文学理论的这种状况,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和理解。比如,他在谈到“理论”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时说道:“由于他们要致力于各种根本的社会、政治和形而上学问题,所以他们必须熟悉不止一个学术领域。例如,在雷蒙德·威廉斯、苏珊·桑塔格、于尔根·哈贝马斯、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或米歇尔·福柯这些学者身上,可以贴上怎样的学术标签呢?没有任何明确的词语可以用来描述这类思想家,这是‘理论’这个相当含糊的词语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他们的作品不可能被轻而易举地归类这一事实,正是理论之意义的核心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从20世纪60年代向90年代的转移,使理论显得更加尴尬。结构主义、阐释学和类似理论令人晕眩的抽象,让位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较为明显的现实。”后现代主义“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抨击绝对真理、客观性、永恒的道德价值、科学探究和对于历史进步的信念。它质疑个体的自主性、僵化的社会规范和性别规范,以及相信世界具有牢固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格尔顿的这些认识,道出了启蒙主义运动以来追求理论的纯粹性和相信世界、真理、本质、规范的理性主义思潮的衰微,以及追求跨越学科的“宏大理论”的后现代“理论高峰”的出现。一般来说,人文学者并不十分关心用某种“理论”去说明或解释某种“实践”;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更为关注的是理论本身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状况,关注的是就理论本身所进行的各种“建构”活动。后现代的学者们相比之下更看重的是理论建构活动本身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认为其并不亚于用理论去解释或说明世界。总体性的理论观却认为,理论作为一种思想或观念的体系,可以成为解决实践问题的锐利武器;理论自身的发展演变,始终是进步的和进化的,其发展演变的路径是线性式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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