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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隐含了时代的脉动


□ 韦 兵

  王东杰先生的新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一九二五——一九三九)》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统一”运动中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
  这样的一个内容,入手之方是可以多样的:它既可以从教育学视角看国家推行的标准化、统一化政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可以从乡邦掌故的地方角度钩沉许多前贤往事,以供茶余饭后的谈资,当然,最简单的做法是,像诸多学校中都设立的校史办一样,写一部“光宗耀祖”式的“地方志”。但作者还是选择了一个历史学者的立场。他把四川大学视为一个充满了各种历史变数的“场域”,并不满足于单向和静态的结构分析,而是在其中发现了“国家统一”运动在不同社会层面呈现的地域性和复杂性。
  同一个题目而有不同的书写方式,是由于书写者各自所预设的观念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如不避“简单化”之嫌,我们不妨说:问题决定方法。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弗尔曾说:“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乃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问题决定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新视野的拓展和新方法的采用多半是因为提出了新的问题。
  通常认为,选择一块学术“处女地”就保证了成果的新颖性。然而,少有人研究的领域并不一定就是学者发现新问题的保证,没有提供新的问题资源,在史学研究中就不能叫创新。就这本著作来说,事实上,一个偏于西南一隅的大学,本身就是一个细碎而边缘的话题。如果只能就事论事,仅仅做一番材料的爬梳,则至多是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又增加一份等待尘封的史料。
  一个历史学家在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时应该认识到,研究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过程,因为他关注的是一个他所从未曾置身其中的世界,所谓史料也原本是抱有不同目标、不同观念的人的“陈述”,偏见与误读如影随形,伴随着研究过程的始终。历史学家既可能迷失在材料的迷宫中,茫然不知所措;也可能误入意识形态、观念预设、逻辑悖论、个人好恶的歧途,看似满载而归,其实一无所获。前辈学人在谈到研究者与材料的关系时使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词:搏斗。所以,要从材料的海洋中捕获一条大鱼,首先要求研究者特具眼光,才能选择一个“出人意表”的研究视角,提出新的问题。本书的意义正在于此。作者把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看作民国时期“国家统一”运动中的个案,考察了中央、地方、民众对此有何不同的理解,中央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怎样被地方性知识所改造,各利益集团又如何捭阖纵横,运作权力。换言之,他关注的是一个“教育”运动在不同的社会层面是如何展开的。
  “国家统一”运动是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政府加强中央集权,把中央权力向地方推进的运动。从宏观的层面上看,这场运动包括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制度变迁和战争。按照惯常的思路,把这些大事件抓住就算把当时的社会整体结构演进弄清楚了,最多不过加上几个地方的例子以做说明。这种取向关注宏大事件,注重整体结构,然而,这种思路也常常因此而忽视了政策具体落实的复杂情况。事实上,一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是站在不同的价值层面和利益着眼点上看问题的,这种差距势必在具体操作中产生矛盾、碰撞,地域差异尤使其变得复杂而意味深长。邓小南教授最近提倡研究“活的制度史”。制度推行的地方经验便是“活的制度史”的一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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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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