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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隐含了时代的脉动


□ 韦 兵

  王东杰先生的新著《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一九二五——一九三九)》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统一”运动中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
  这样的一个内容,入手之方是可以多样的:它既可以从教育学视角看国家推行的标准化、统一化政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可以从乡邦掌故的地方角度钩沉许多前贤往事,以供茶余饭后的谈资,当然,最简单的做法是,像诸多学校中都设立的校史办一样,写一部“光宗耀祖”式的“地方志”。但作者还是选择了一个历史学者的立场。他把四川大学视为一个充满了各种历史变数的“场域”,并不满足于单向和静态的结构分析,而是在其中发现了“国家统一”运动在不同社会层面呈现的地域性和复杂性。
  同一个题目而有不同的书写方式,是由于书写者各自所预设的观念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如不避“简单化”之嫌,我们不妨说:问题决定方法。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弗尔曾说:“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乃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问题决定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新视野的拓展和新方法的采用多半是因为提出了新的问题。
  通常认为,选择一块学术“处女地”就保证了成果的新颖性。然而,少有人研究的领域并不一定就是学者发现新问题的保证,没有提供新的问题资源,在史学研究中就不能叫创新。就这本著作来说,事实上,一个偏于西南一隅的大学,本身就是一个细碎而边缘的话题。如果只能就事论事,仅仅做一番材料的爬梳,则至多是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又增加一份等待尘封的史料。
  一个历史学家在面对浩如烟海的材料时应该认识到,研究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过程,因为他关注的是一个他所从未曾置身其中的世界,所谓史料也原本是抱有不同目标、不同观念的人的“陈述”,偏见与误读如影随形,伴随着研究过程的始终。历史学家既可能迷失在材料的迷宫中,茫然不知所措;也可能误入意识形态、观念预设、逻辑悖论、个人好恶的歧途,看似满载而归,其实一无所获。前辈学人在谈到研究者与材料的关系时使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词:搏斗。所以,要从材料的海洋中捕获一条大鱼,首先要求研究者特具眼光,才能选择一个“出人意表”的研究视角,提出新的问题。本书的意义正在于此。作者把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看作民国时期“国家统一”运动中的个案,考察了中央、地方、民众对此有何不同的理解,中央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怎样被地方性知识所改造,各利益集团又如何捭阖纵横,运作权力。换言之,他关注的是一个“教育”运动在不同的社会层面是如何展开的。
  “国家统一”运动是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政府加强中央集权,把中央权力向地方推进的运动。从宏观的层面上看,这场运动包括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制度变迁和战争。按照惯常的思路,把这些大事件抓住就算把当时的社会整体结构演进弄清楚了,最多不过加上几个地方的例子以做说明。这种取向关注宏大事件,注重整体结构,然而,这种思路也常常因此而忽视了政策具体落实的复杂情况。事实上,一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是站在不同的价值层面和利益着眼点上看问题的,这种差距势必在具体操作中产生矛盾、碰撞,地域差异尤使其变得复杂而意味深长。邓小南教授最近提倡研究“活的制度史”。制度推行的地方经验便是“活的制度史”的一个方面。
  任以都教授曾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指出,中央将川大国立化理解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而且把国立化视为中央权力在内地扩张的标志。但在大学这个场域中,各种权力与利益集团纷纷表达他们的立场,都要提出他们的权利诉求。中央虽然是政策的制定者,但具体执行是由地方落实的,故其结果必然要带上地方利益的烙印。中央政策的执行往往要经过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几道筛子筛过,可能与当初的预想差距较大。“国立化”虽有教育部指令,在地方上的运作却拥有多层涵义。一九三一年国立化伊始,成都大学、成都高师、公立川大三校合并成立国立四川大学。刘文辉以强力合并三校是他一统全川的抱负在教育上的表现,同时借以消除另一派势力刘湘控制的成都大学。正如作者所说,无论刘湘还是刘文辉,地方军阀对国立大学的兴趣,与国家作为一种象征性资源的性质是分不开的,控制国立大学是显示成为中央权利的合法代表,在政治竞争中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支配权。而且,拥有这个“国立”的象征性资本和消除竞争对手的象征性资源,都是宣称政治上控制四川能力的一种方式。同时,川大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抵抗地方势力的控制和侵害,也常常打国立这一张牌,比如在校产危机、经费问题上,国立的地位多少可以提供法律上的庇护。
  地方很巧妙地运用“中央”这个象征性资源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中央的政策执行也有韧性,常借助地方精英的影响力来推动政策的执行。刘湘围剿红军失利,一九三五年一月,由贺国光率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五月,蒋介石莅蓉,并在川大发表讲话。“地方中央化”推进到四川,四川半独立的状态被打破,四川大学的国立化也被视为中央化的一个部分,由此国立化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对“国立化”的解读却并不相同:校长任鸿隽、张颐等所理解和积极推动的国立化,与国民政府在川推行的中央化、党化颇有不同之处;川大人认为国立以后经费有保障,有利于学校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摆脱军阀控制干涉,结果随着国立化而来的党化使川大人捍卫大学独立的目的较之地方政府时代更难办到。这种吊诡的结果是积极争取国立化的川大人所始料未及的。以前,“中央”常被川大人当作与地方军阀冲突时的庇护性力量来求助,随着国立化的深入,川大人冲突的对象换成了“中央”。一九三八年,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与陈立夫关系很好,又属于CC系的程天放突然被任命为川大校长,陈、程二人任前均主持党务,且程在浙江大学校长任内就有推行“党化教育”的名声,此次入长川大,自然被川大人认为是政府要推行党化教育,干涉学术自由,于是掀起“拒程运动”。川大人与校长程天放的冲突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作为中央意志的代表,校长也要考虑以适当的方式来贯彻中央意志,程天放就与颇有影响力的地方名士向楚合作,希望借此增加与地方利益集团的沟通,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所以,实际的政策落实情况往往是由于各方对政策的解读不同,而导致诸方势力合作、斗争、妥协的结果,是社会权力结构下的权宜之计。而这种权宜之计又是权力结构借以显示其“明证性”(doxic evidence)并实现其自身再生产的方式。作者对这一复杂过程的揭示,确实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关于国家建构、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在具体社会权力结构下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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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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