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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下)


□ 刘梦溪

  明之狂的篇幅已经占去太多,无论如何不能再“狂”施笔墨了。下面循历史时序,再略谈清朝的“狂”的问题。很不幸,我们在清朝的前期和中期已经很少看到士之能狂的踪迹了。
  
  一
  
  明清易代不仅是政权的鼎革,也有文化的激变,所以顾炎武有“亡天下”之说。明中期以后城市经济发展迅猛,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士商合流的现象,社会的中上层的生活趋于精致化和休闲化,这为作为知识人的士阶层和商业精英的自由狂放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问鼎,第二年南下摧毁南明小朝廷,带来的是强悍的同时也是粗糙的生活方式。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援引河东君的友人汪然明的一封信函,颇及明清之变给西湖景观造成的影响,其中写道:“三十年前虎林王谢子弟多好夜游看花,选妓徵歌,集于六桥;一树桃花一角灯,风来生动,如烛龙欲飞。较秦淮五日灯船,尤为旷丽。沧桑后,且变为饮马之池。昼游者尚多畏缩,欲不早归不得矣。”(《柳如是别传》中册,377—378页)。汪信中的“沧桑后”一语,指的就是明清鼎革。晚明之时如此繁华旖旎的西湖,陡然间变成了清兵的“饮马之池”,这是何等的沧桑巨变。不用说“选妓徵歌”的夜游狂欢了,白昼里游人尚且因恐惧而畏葸不前。
  陈寅恪先生在征引汪然明的信函之后写道:“盖清兵入关,驻防杭州,西湖胜地亦变而为满军戎马之区。迄今三百年犹存‘旗下’之名。然明身值此际,举明末启祯与清初顺治两时代之湖舫嬉游相比论,其盛衰兴亡之感,自较他人为深。吁!可哀也已。”(同上)寅老的史家之叹,给我们留下诸多思考。实际上,清之代明而起,知识人和文化人首当其冲,要么投降,要么死节,生命尚且难保,除了偶尔的因病而狂者(“病狂”),哪里还能找到正常的“书狂”和“士狂”?更不要说龙性使然的“龙德之狂”了。四十年的武力征伐(一六四四年入关到康熙二十二年评定三藩),百年的文字狱(顺治十六年的庄廷龙修《明史》案到乾隆五十三年贺世盛的《笃国策》案,中间经过一百二十八年的时间),已经让社会欲哭无泪,知识人士欲言无声。狂的社会条件没有了,狂的心理基础也不存在了。相反裁狂、悔狂、制狂、刺狂成为一个时期流行的社会风气。
  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他们从学术思想上不能认同王学流裔的肆狂之风,他们主张学术的经世致用。黄宗羲明确提出,应该“追踪往烈,裁正狂简”(《黄梨洲文集》卷四《前翰林院庶吉士韦庵鲁先生墓志铭》),而且认为根源就在宋明之学。他说:“自周、程、朱、陆、杨、陈、王、罗之说,渐染斯民之耳目,而后圣学失传,可不为病狂丧心之言与?”(《黄梨洲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还说:“余尝疑世风浮薄,狂子民群起,粪扫六经,溢言曼辞而外,岂有岩穴之士为当世所不指名者?”(《张元岵先生墓志铭》)这已经是直接针对晚明的学术风气和社会风气开刀了。“狂子民”、“溢言曼辞”八字,可为晚明“狂士”写照。王夫之则以自己的“不随众狂”(《姜斋文集》卷八《章灵赋》)而自诩,并谆谆告诫子侄:“狂在须臾,九牛莫制。”(《姜斋文集》卷四“示子侄”)亦即要从小做起,把“狂”消灭在萌生状态,瞬间的狂念,都会造成将来的不容易改正。吴梅村的精神为明清易代所扭曲,心系故国,身仕新朝,诗中未免发为慨叹:“比来狂太减,翻致祸无端。”(《送王子惟夏以牵染北行四首》其二)。可是另一方面在《梅村诗话》里,又不忘颂美抗清英雄瞿式耜的气节,特摘引其就义前的《浩气吟》其三的名句“愿作须臾阶下鬼,何妨慷慨殿中狂”,及稼轩好友别山和诗中的句子:“白刃临头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上海古籍版:《瞿式耜集》,233、235页)可以想象他的内心是多么矛盾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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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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