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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的政治


□ 赵京华


  小森阳一可以说是当今日本批评界的重要领军人物,其强劲的批判姿态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大有超过柄谷行人之势。我们知道,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日本进入大众消费社会以来,各种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成为批评界主流,柄谷凭借对西方思想的深入了解以及与美国批评界的直接关系而把握到国际上方法论的最新发展,二十余年来,在文艺批评和左翼政治批判方面,通过对现代性的深度反省和解构,形成了广泛的理论影响力,俨然是左右日本批评走向的代表性存在。小森阳一步入批评界大概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比柄谷晚出十年。一九八八年《作为文体的故事》和《作为结构的叙事》两书的出版,无疑奠定了其日本近代文学和夏目漱石研究专家的地位。对文本批评和符号学等的独到理解以及对近代文学的语言、文体、叙事、话语结构的关注,使小森得以成功地把文本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上来,而实现了传统方法论的转换。这也是他在研究界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进入九十年代,在继续上述研究并出版《重读漱石》(一九九五)、《作为事件的阅读》(一九九六)等的同时,他的批评活动出现了一个从文本批评向政治批判,或者说从文学研究者向批判型知识分子的重心转移。其标志便是一九九八年与他人合作编辑的《超越民族历史》(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书的出版,以及积极参与领导在日本教育界抵制采用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所编《国民的历史》的运动。当然,这里所谓的“重心转移”并非意味着抛弃前者转向后者,恰恰相反,小森近年来的政治介入和对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近代批判,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理论穿透力和较大的社会影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他成功地将文本解读的方法运用于历史分析中。除此之外,后殖民理论也为他的政治批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伴随着上述“重心转移”,进入新世纪以来,小森阳一以每年一书的强劲力度出版了四部著作,即《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以下简称《批判》)(岩波书店,二○○○)、《后殖民》(岩波书店,二○○一)、《历史认识与小说——大江健三郎论》(讲谈社,二○○二)和《天皇的玉音放送》(以下简称《放送》)(五月书房,二○○三)。《批判》追溯日本近代国语的创出与民族国家制度建设及殖民海外的复杂纠葛以及和文学的关系;《放送》就天皇制这一国家意识形态而非一般世俗宗教制度其影响制约日本现代社会及国民思想、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日本的近代化历史和殖民主义侵略的负面遗产等等,进行了解构式批判,在这一方面,最能显示小森作为左翼批评家的强烈政治介入姿态。而于前后两书之间出版的《后殖民》则反映了其理论思考和方法论的路径。如今,《批判》和《放送》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因此,我这里将主要分析小森阳一的“国语批判”,特别是“天皇制解构”背后的方法论,并就其政治批判的意义及中国知识界如何理解和呼应来自邻国知识分子超越民族国家的自我批判等问题,略述己见。
  小森阳一对文本批评和符号学理论有精深的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所发表和出版的有关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的著述已然清晰地展现了他在这个方面努力探索的成就。六十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欧的结构主义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符号学、文本理论、身体政治学等等西方新的批评方法无疑是他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来源之一。而直接成为他的理论参考与借鉴的,是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成功开拓了独特的文本分析、文化符号学、读者论等的文学史家前田爱(一九三一——一九八七)。以《近代读者的成立》(有精堂出版,一九七三)和《都市空间中的文学》(筑摩书房,一九八二)等著作开创了日本文学研究崭新局面的前田爱,几乎与西方文本理论的盛行相同步,在日本率先确立起从多媒体(近代出版、印刷、报纸、杂志)视角考察阅读群体与文学之关系的读者论,同时为了从“外部”解构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近代文学架构,他将符号化、话语化的现代都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又把文学作品视为都市的隐文本以透视两者的相互关系,从而建立起崭新的“都市文学”理论。这样,前田爱改变了以往以作家—作品,作品—时代关系为中心的传统文学研究格局,实现了从重视文学内外指涉关系的线性分析向重视“外部”和“空间性”的立体研究的方法论转换。尤为重要的是,前田爱在“文本”的多层分析中,由文学领域进入到作为分析对象的话语世界,形成了从某个时代的话语状况来展现该时代的历史、文化、社会状态的分析方法,他试图创造一种将刻在语言深层的权力与制度之中不可见的意识形态性凸现出来,使之可视化的批评实践(小森阳一:《前田爱的都市论》,一九九二)。小森不仅是前田爱生前的亲密师友,也是死后其理论的重要阐释者。我们可以在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论文,乃至新世纪更趋政治批判倾向的著作中,找到其对前田爱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的痕迹。
  如果说,西方文本理论和日本批评家前田爱的文化符号论等有力地支撑了小森阳一的文本解读实践,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盛行起来的后殖民批评则更为他提供了政治批判的理论参考。我们知道,后殖民批评从诞生一开始便对帝国、殖民、种族、性别差异、国际资本流动等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后殖民批评家主要由一批从第三世界移居到第一世界并在发达国家扎下根来的精英知识分子构成,他们透过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资料,针对与殖民时代不同的后殖民状况的分析解读,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批评,不如说是更具政治色彩的文化批判理论。他们利用自己特殊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予以批判,揭示西方意识形态上的诸多偏见,乃至“文明”掩盖下的“野蛮”。但是,他们并非完全站在自己的出身国或民族立场上讲话,也不是第三世界的真正代言人。他们已经归属于西方世界,是从西方文化的边缘位置上对主流政治和文化进行反省和批判的。因此,作为非西方国家地域的知识分子参照和采用后殖民理论,就需要结合本土的实际状况而有所取舍。我感到,小森一面从其中获得了政治批判的灵感,一面参考斯皮瓦克对后殖民理论话语不可能真正代表被歧视弱势群体等等批评(《下属能说话吗?》),将自己的思考重点落实到对本国近代历史的反省上来。他在《后殖民》一书中提出“日本人殖民地无意识”和“新殖民主义状况”等概念,把批判目标锁定在“殖民地无意识与天皇制”的关系上,并在《批判》和《放送》两书中充分展开了这种批判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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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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