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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


□ 吴晓林 左高山

  [关键词] 协商民主;结构分化;公民参与;政策理性
  [摘 要] 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协商民主理论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它能推进政治结构分化,提升政治主体能力;其次是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再造政治运行过程;再次是有利于提升公共政策理性,推动政治关系和谐。与之相应,协商民主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也存在至少三个漏洞:在结构上,可能被借用为政府扩张的动因;在过程上,可能被稀释为无果而终的对话;在政策上,异质为“强势集团”为自身争取政策利益的“白手套”。要发挥协商民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要做到:盘活体制内的政治存量,提高政治主体协商职能,培育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协商“结构增长”;通过“赋理协商”和“赋权协商”,实现利益有效表达与利益综合的有效衔接;开放媒体和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协商制度程序。现实情况下,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浸润协商理念比单纯地追求协商实践形式更加重要。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09)04-0012-08
  
  现代政治发展的前提是具有一定的民主载体和民主存量,民主政治的进步则是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政治发展不是简单的结构衍生和制度更替,也不是简单的模式选择和功能强化,而是指向于“民主法治”、“有序参与”和“有效治理”的全方位现代化变迁过程。通过比较不同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阿尔蒙德提出“政治发展就是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系统、过程和政策的变化。”[1](P418)结构、功能、价值都是政治发展的有机变量,“结构与功能对应”、“功能与过程对接”、“过程与价值耦合”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弥补“竞争性民主”的缺陷,协商民主理论正式进入政治学视野,不论是从“雅典式直接民主”复兴的角度背书也好,还是就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公共意志的集合论证也罢,协商民主在20多年间似乎已经占据了对“竞争民主”的优势。在中国,当大多数知识分子亲近“自由民主”,并以之为民主政治发展方向时,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却步履维艰。协商民主似乎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自2001年来俞可平、陈家刚、林尚立、李君如、陈剩勇等陆续翻译、撰文引进和提倡协商民主理论。特别是2004年在浙江大学举办的“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央编译局2006年出版的“协商民主”译丛,更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协商民主”的高潮。尽管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中还面临不少困境,但是仍然能够契合中国现实,促进民主政治发展。
  
  一、协商民主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1.协商民主推进政治结构分化,提升政治主体能力。
  政治结构的分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1](P81)这实际上表达了两种意思:一是出现新的政治角色,二是政治主体能力提升。新的结构必然承担新的功能,通过权力边界的划分确定新的政治关系,通过政治过程的再造增强政治系统的能力,这才能促进政治发展。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着眼于提升民主实现的程度,不但有利于承担或涉及协商职能的专门组织、公民团体出现,更有利于重构政治关系,强化政治主体能力。特别是在后发展国家,在直接选举进展缓慢、政府供给能力不足的条件下,国家的合法性就越与协商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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