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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 李 扬

摘 要: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

究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阐释及其对文学的政治层面的有意忽略开拓了研究者的视界,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道独特的景观。论文在讨论运用这一视角研究中国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对这一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进行了初步反思,这主要表现在:对现代性的简单化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漠视了这一概念的内在张力;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重视不够;对现代性视角的理论价值认识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

关键词:现代性 张力 审美 反传统

尽管20世纪初就出现了中文的“现代性”一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极富理论概括力的术语并未引起学界的注意。真正运用“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是从海外学者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柯文在研究王韬时使用了“modernity”一词,他是在与“传统”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的,相对于这一词汇的经典意义而言,他是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的。有意识地将现代性理论系统应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则是旅美学者李欧梵,20世纪70年代末,他在参与编写《剑桥中华民国史》时,将1895—1927年的中国文学潮流定性为“追求现代性”。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现代性”概念才成为大陆理论界关注的问题,有意思的是,这种关注并不是从“现代性”问题自身出发的,它只是作为“后现代性”的一种对应性概念而出现的,学者们是为了阐明“后现代性”,不得不回溯与之对应的“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性”才成为广为中国学者所知的理论范畴。1996年,杨春时、宋剑华发表了《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最终引发了一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现代性”论争,“现代性”由此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现代性”视角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阐释及其对文学的政治层面的有意忽略开拓了研究者的视界,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道独特的景观。与此同时,这些研究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现代性的简单化的理解,而在某种程度上漠视了这一概念的内在张力;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重视不够;对现代性视角的理论价值认识不足。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西方现代性理论紧密相关,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启蒙理性的张扬、对个性解放的倡导及其激进的反传统态度根本就是西方现代性精神的中国翻版。因而,现代性并不仅仅是属于西方的理论,它不仅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关系密切,也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休戚相关。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的现代性还是与西方现代性理论有着一定的差异,它不但有着自己独特的起源语境,在对“现代性”内涵的理解以及艺术的表现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特定指向。这些独特性表现为:在“追求社会进步”和 “表现人的生存体验”之间偏重于前者;在西方,存在着“启蒙”与“审美”的截然对立,而在中国,这种对立则表现得微弱得多。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与西方现代性的发生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西方现代性的兴起是主动的,有着一种内在驱动力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则是被动的,在外在的西方力量的逼迫下,一大批有志之士开始追求现代性,以走出民族的困境。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缔约,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的意识,这最终导致了他们对中国现代性的诉求集中在富国强兵方面,而对思想启蒙则少有考虑。美国学者柯文在谈及中国现代性的特征的时候指出,有关经济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更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较少地考虑人民的福利。就19世纪70—80年代的改革者来说,求富与求强的目标是不可分割的。在那些谈论中外经济竞争的人们当中,也十分倾向于考虑在政治上与西方国家竞争。自近代以来,那些追求现代性的先驱者们看重的是现代化技术,而非内在的精神,“中体西用”成为多数人所认同的一种选择。王韬相信,一旦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器”)差距被拉平,西方丧失其军事和经济优势的时候,他们就会“陆騮水眎,奔走偕来,同我太平”。应该说,这是一种没有“现代性”的现代化追求。在韦伯看来,经济的变化源自复杂的、本质上不可预测的精神变化,源自人们的信仰、信念、生活习惯和期望的变化,市场绝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机制,它也是一种精神的表现,一种文化现实的表现,一种个体生活的投射与预期的复杂集合的表现。这也就是说,工具层面的现代化(“用”或“器”)的实现必须与精神层面的现代性(“体”或“道”)相匹配,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否则,技术上的现代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内容的形式,一种假象。因而,汪晖将晚清以降的中国“现代性”的追求看作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可谓一语中的。尽管这种倾斜的“现代性”诉求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一运动的最终指归还是国家-民族的复兴。胡适在其日记中曾明确地表示,吾辈安于学业是“为将来振兴祖国作好一番准备”, 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中也直言不讳地说,“今其国之危亡也”,“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启蒙”本来就是为了最终的“救亡”。因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追求更集中地表现在对国家富强的渴求方面,这一点与西方更看重个人自由的现代性追求有着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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