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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议儒家


□ 金克木

  甲:现在谈论传统文化,谈论新儒家,好像很热闹。你我都是知书识字,算不算儒?
  乙:不算。
  甲:怎么不算?给孔夫子磕过头,念过经书,没出家当道士,没当和尚,没信基督教或者别的教,那就是儒。你不承认,是不是怕秦始皇“坑儒”?
  乙:不是。“坑儒”不是坑所有的读书人。秦朝伏胜还当“博士”,活到汉朝传授《书经》。你说的“儒”是“孔教会”的教徒。我说的是有确定含义具体人物思想行为的种种的儒。
  甲:照你的说法,只有孔子、孟子、荀子和他们的门徒才算是儒,只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说,先秦的是儒,以后的全不算?
  乙:不然。秦以后还有儒。汉代有汉儒。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都讲孔子,又各有一套,彼此也大不相同。唐代的儒只有韩愈等几个人,又和汉儒不同,以反佛反老为主。北宋有程颢、程颐兄弟,南宋有朱熹、陆九渊,又各不相同。他们都没有成为官学。朱熹的学说还被朝廷宣布为邪说。这是宋儒。到了元代,蒙古人统治全中国以后才对朱子的理学大加宣扬,定为正统。他的书为考试做官所必读,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平常说的儒家指的是他的门下。现在又说“新儒家”,指的是现代的几位讲学的大家,非汉,非宋,非先秦,不过有时也挂在宋以来的儒的头上。
  甲:你要确切,那就不能不分别其异。但他们都称为儒,都尊孔,能不能求其同?
  乙:他们的同可从非儒的外国同样著书立说的人比出来。请比一比中国儒生和印度出家人以及欧洲教会中的学者在生活上有何不同?
  甲:印度佛教和尚以及其他教的出家人靠“施主”的布施为生。欧洲的神父靠教会。在神学院变成大学以后,不管穿不穿道袍,仍是靠教会,也靠外来的布施。“施主”是或官或商或财主。中国的同类人从孔夫子起就是靠教书,靠做官,无论如何离不开朝廷。老子、庄子也是一样。秦始皇废私学,设“博士”,统一教育由官办,学法者“以吏为师”。从此以后,从汉到清一直没变。官学、私塾念的都是应付考试做官的书。所谓“隐士”也离不开官府。“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这是中外之异,也就是中国内部之同吧?对不对?
  乙:依我看,由生活决定,中国的儒生首先必须具备使用价值,能直接间接为朝廷所用。可以不做官,或者做不成官,但必须有可用之道,可为统治者或准备当统治者的人认为有用。各国的和尚、神父可以关门研究抽象的“终极”问题,住在庙里或游行教化,讲自己的科学和哲学,可以计算天上星辰而不必编定实用历法。中国儒生就不行。中国读书人躲不开政治,并不是从孔夫子才开始。我们没有外国那种宗教和神话的书。从甲骨卜辞起,古书都与现实政治有关。老子逃政治必须“出关”。孔子要逃也只有“居九夷”,或者“乘桴浮于海”。
  甲:科学技术不必论,直到宋代沈括,元代郭守敬都兼通历算。连唐朝和尚一行都讲密宗又通天文历法。明以后“畴人”也没断。问题是,不讲这些又没有技术的儒生,只会讲道理,有什么用?怎么能“应帝王”?
  乙:中国儒生讲的道理的共同点是建立序列。“有序”是任何统治者所必需的。“无序”不过是破人家的“序”的手段,目的还是建自己的“序”。建“序”大概是从孔夫子到康有为以及后来儒生的共同点。因此尽管不同也都可以称为儒。他们的“序”的内容,从汉儒起是建“礼”,从宋儒起又建“统”,终于建“理”,大加扩展以至于能横贯佛、老以至外国,达到“万事万物莫不有理”。完成这个建“序”大业的是南宋朱熹,所以蒙古人有横贯亚洲建立四大汗国的底子就特别喜欢他的这一套。许衡等儒生的献策,如果没有适应统一大帝国的这个前提,是不会被蒙古统治者赏识的。至于什么是“礼”、“统”、“理”,还是请你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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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5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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