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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草根到不朽


□ 周蓬桦

  周蓬桦
  生于六十年代中期,山东聊城人。已出版散文诗集两部,散文集两部,长篇小说野草莓》、中短篇小说集《遥远》等。已发表各类文字三百余万字。被《小说选刊》《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读者》等评介和转载。收入《2004年中国散文年选》(人民文学版)、《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散文精选》(百花版)、《中国精美散文选·2006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湖北教育版)等多种选本。散文集《干草垛》获得山东省精品工程奖。现为专业作家,中国石化作家协会副主席。
  
  文人到淄博,绝不会绕过蒲家庄。这似乎成了一个验证文人招牌的符号与标识,绕过了便不是真文人。因为那里躺着“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记得二十年前的春天,我第一次去拜访那个被当地人称为“柳泉”的地方,蒲公的故居尚与村舍无异,三间低矮的草房,透着寒怆与凄凉,幽寂中散发时光的况味。拙笨的木床已经断腿,床上折叠着粗布的被褥,只是没了主人的体温。条几上有一只锈迹斑斑的烤手炉,被烟熏黑的芭蕉扇子,都会引发我对蒲公当年写作生活的种种怀想;出得屋去,人便置身于一方堪称“天井”的小院,枯树扭曲,墙角里还有一只缺了耳朵的尿壶,仰头看时,只有一条暗蓝的天色,到了夜晚,星子眨着诡异的眼。印象最深的,当是墓地,出了院门向东,行走不远便见一个黄色土塚,被枯草深深掩盖———写鬼画妖的高手就在那里长眠。虽然有了围墙护栏,坟墓也曾在文革中遭遇过红卫兵的破坏挖掘,但仍不失历史原貌,依稀嗅得到久远的气息。坟前的一株老松,住着嗷嗷待哺的乌鸦,已经不知陪伴墓主多少代了。
  数年过去,位于鲁中蒲家庄的蒲松龄故居,逐年修缮,改造扩建,成了个庄园式的结构,与笔者二十年前印象里的简陋,已经大相径庭,快要认不出了。不久前因为友人来访,陪同再去,我对蒲公故居“与时俱进”的变化不胜惊讶,说真的,我不喜欢它现在的样子,它与当下的商业浪潮太吻合了,这样“宽敞气派”的故居,对于一生屡次被世俗拒绝的主人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我怀念的,仍然是那三间破草房,以及蒲家庄周围的荒凉景象:古老的松树、深夜的月光、大片的坟茔和穿行在荒草丛中的野狐小兽,不经意间出现在羊肠小道上的老妪,都会还原一部伟大经典的写作背景。如果缺少这个背景,就没有蒲公写作的冲动,试想,在当今高楼林立的都市,会有一部《聊斋》产生吗?
  他是一位梵·高或者卡夫卡式的人物,在漫长的七十六年的悲苦人生中,花去了一多半的时间执拗地参加高考,青灯长夜,钻研苦读令人生厌的八股臭文,企图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一点,在前些年我一直无法理解,心想一纸文凭和一代文豪,孰轻孰重?为什么偏要像一只飞蛾,一次次地奔赴一场屈辱的火海?后来,我小心地走近,并且终于理解了他———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做官,二是经商,否则就只有在家乡种田,延续祖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蒲松龄不甘于此。经商显然非其所长,而做官的前提是金榜题名,这也就成了他屡败屡战的历史渊源。但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一直到离世的前三年,才托人花钱买了一纸毫无意义的“文凭”,用来聊以自慰罢了。纵观他的一生,他是个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他现实的困境是双重的,物质与精神都达到了贫穷的极致。正因为这个“屡试不第”,上天成就了一位天才作家,但同时又让他终生困于乡野,成为一个被顽童随意扔石头取乐的潦倒对象,一个面黄肌瘦险些被一阵狂风吹倒的乡下老头。
  事实上,蒲松龄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离蒲家庄百里以外的西铺村毕家大院度过的,毕家乃官宦之家,主人毕际有曾在扬州做官,退职后还乡成为响当当的乡绅,与当地官府的关系十分畅通。由于一息书香尚存,便让他在那里当了家庭塾师,相当于现在的民办教师,并且一干就是近四十年,应该说,这才是蒲松龄的糊口职业,是他命里要承受的生存状貌——终日与几个富家后代厮守,备课和陪读。他的身份是尴尬的,对于自己与执教的弟子之间,关系相处深浅,都要花一番心思,拿捏分寸,否则一不小心,便会丢了饭碗。可以这样说,蒲松龄的饭碗,是个朝不保夕的泥饭碗。但他一做就是大半生,直到七十一岁那年才返回蒲家庄。他在毕家工作的日子里,究竟遭遇了多少委屈,心里纠结过多少疙瘩,我们已经无法测量。
  我去过一次西铺,参观过蒲公的“办公室”,二层阁楼里仍有大量藏书,这给他的业余写作提供了不错的环境。这才应该是《聊斋志异》的真正诞生之地吧。到了年节,蒲公会借主人家的毛驴一用,穿过纵横交织的黄尘乡路,骑驴回家与妻儿老小团聚几天,如此说来,蒲家庄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成年后休闲度假的地方,是他疲惫心灵的庇护所,也是他惟一感受温暖与亲情的栖息地。当然,也不排除他会将写作中的书稿带回家去写上几行。我想,无论毕家大院里的人对他多么仁慈,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他的社会地位问题,这从他每月仅得八两银钱的事实上就可推论。这点钱,只能让他勉强维持家庭的正常开支。如果遇到乡间丧婚嫁娶之事,患病抓药之需,那么他的经济状况尚且不如当今的“月光”一族。蒲松龄最穷的时期,家徒四壁,连煮一锅稀粥的粮食都没有了,有一年村人捎口信来,说他的小儿子突然发病,蒲松龄匆匆回家,当时恰逢麦收时节,村人都在田野收割,而一介文人的自尊,让他羞于开口找村邻借用或讨要,只好“死要面子活受罪”,到坡地上挖些野菜树皮煮食充饥。这样的困境,始终困扰着他的生活,直到离世也没有结束。此情此景,难道富贾一方的毕家大院,对于他手下雇佣的员工,是不了解内情的吗?由此可见彼时的世态炎凉,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他的灵魂深处是何等孤独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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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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