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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的全球化:在实践中思考


□ 刘健芝

  每次看到弗朗索瓦·浩达(Franois Houtart)教授,我总隐约看到他额角上贴的一小块胶布。二○○二年,浩达获邀列席“亚洲交流”(ARENA-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在吉隆坡召开的会员大会,那是我们初次见面;送行时,我们坐在旅馆大厅等出租车来,闲聊间,我问他额角上贴的胶布是怎么回事。浩达摸摸前额,笑说,伤口已经结疤了,只为美观,才贴上胶布。是怎样受伤的?他又是一笑,说,每次出去开会,他会带上两箱书去展示和售卖,在机场,顾得上拖着两个箱子,顾不上撞到一根柱子上。
  屈指一算,浩达今年八十三岁了。这位比利时新鲁汶(Louvain-la-neuve)天主教大学社会学教授、“三大洲研究中心”(Tricontinental Centre)的主任,除了讲学著书立说,还长期奔走于拉丁美洲、亚洲、欧洲之间。浩达神父是解放神学的知行合一佼佼者,在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斯里兰卡、印度,到处都有他的足迹,到处都有他的门生。
  初次与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教授见面,是多年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秘书长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在西班牙召集的“民间网络世界论坛”(UBUNTU: World Forum of Networks of Civil Society)上。在旅馆吃早餐,我们同桌,他问我从哪儿来,我说,香港。阿明教授很热切地对我说,那你一定要跟一个组织联系,该组织总部在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亚洲学者组织,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叫“亚洲交流”。我说,凑巧我是“亚洲交流”的现任主席。阿明教授开怀大笑,然后紧握我的手。他总是不忘推进民间的思想与行动交流,尤其主张亚洲与非洲加强联系,认为它们共通之处,是未被帝国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全面地深深地腐蚀。阿明教授于一九七三年在非洲成立了CODESRIA,一个积极介入社会实践的泛非洲学者组织,性质与“亚洲交流”类近。
  浩达与阿明这两位令人尊敬的知识界运动的前辈,在一九九七年成立了“另类实践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分别任秘书长和主席,努力推动对主流制度的批判和分析,对另类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推广。一九九九年,他们参与了“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的策划。“世界社会论坛”的前身“另一个达沃斯”(Another Davos),在各国首脑云集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同时召开,提出不同的声音;之后几年,在地球的另一面,在巴西的阿里格港召开“世界社会论坛”,反对“世界经济论坛”只讲强国逻辑、经济利益,罔顾全球大多数民众的死活;再后来,“世界社会论坛”在亚非拉轮流召开,每次有十多万人参加,地区社会论坛也纷纷举行,是多元开放的平台,让各家之言碰撞切磋,让庶民力量显现激荡。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浩达与阿明为推进知识分子与民间运动的联结、交流及对诘,从二○○三年开始,每年出版《抵抗的全球化》文集,邀约全球各地的公共知识分子撰文,既介绍和反思各地运动经验,也寻求思想的汇聚与交锋。《抵抗的全球化》与一般的学术文集最大不同之处,是有意识地警惕知识界主流的欧美中心的话语体系,试图建构“亚非拉”视野──不仅由本地学者阐述以亚非拉为主的各地运动的抵抗历史,而且将欧美与亚非拉紧扣的、复杂的关系展现出来。
  “亚非拉”这个词,在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盛极一时,对于位处边缘的力量,“亚非拉”象征着抵抗──抵抗帝国资本主义的猖獗,抵抗其世界秩序的腐朽;它指认着一种新的能动主体──既是被殖民的民族国家摆脱被侵略被掠夺的命运,也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摆脱资本主义的逻辑,寻求全人类的解放。
  可是,在殖民主义的霸权话语中,尤其在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横行的年代,“亚非拉”几乎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这个代名词并非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一种功能运用:通过对“他者”(亚非拉)的界定来确立中心(欧美)的位置;这种魔法倒果为因:亚非拉因为贫穷,所以需要发展,只有在已发展国家的帮助下,从欠发展状态走出来,才能造福民众,共享繁荣安定。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冒起成为一般常识的“欠发展”的话语,是资本主义通过不再是战争而是贸易达到的新扩张策略,以发展之名不断制造贫穷。所谓发展,一方面是对和民众息息相关的大自然进行掠夺和破坏,同时通过种种手段迫使民众成为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通过推销发达国家的文化优越性,以产生对“落后地区”的民众的同一化作用,同时摧毁传统的文化和社区,瓦解任何尊重生态、注重合作、相互依存以达到相对地自给自足的文化基础,为渐深渐广的商品化过程铺设高速公路。这里,代名词发挥它的第三个作用:掩盖同一化所不能消灭或压抑的所谓“落后地区”民众的多姿多彩的差异,但恰恰是在特定的、多样性的生态中生产出的多姿多彩的差异,戳穿了同一化真正要掩盖的东西──它本身的贫乏;也恰恰是在悠长的生活历练中开绽出来的多姿多彩的差异,打开了各种可能性,以超越资本主义的逻辑──“确保同归于尽”(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代号“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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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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