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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引诗


□ 林 岗

  摘 要:本文探讨先秦篇籍引用诗章诗句这一独有的文化景观,将文献中的引诗分别成春秋人物引诗和诸子引诗两种情况,检视了各自的特点、意义和源流变化;并将引诗置于从赋诗到解诗的中间环节来观察,探讨了它对于儒家诗学兴起的可能意义。
  
  本文所说的引诗是指先秦时期诸子和历史文献行文引用诗章诗句的现象。篇籍记载和诸子著作所引用的诗,绝大部分仍可见于今本《诗经》,只有少量逸诗不见于“三百篇”。出自各种目的而引用“三百篇”的诗句,无代无之。或许以为起题作论的意义不大,其实不然。先秦时期篇籍引诗是一个独有的文化景观,特别是当我们要追溯古典文论的源头,则不能不注意这个独有的景观。从赋诗到引诗再到解诗,三个阶段中引诗是一个中间环节。赋诗和引诗是一种对《诗》的“语用学”色彩浓厚的运用,正是这种对《诗》在公共生活中的应用,奠定了后儒解诗的基础和方向。引诗是怎样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公卿士大夫的公共交往?《诗》这个流传文本被不同寻常地大量引用意味着什么?贵族支配的上层社会经历由赋诗到引诗的变化背后有什么意义,以及这种变化对后儒的解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观察先秦文献引诗时颇感兴趣的问题。本文不揣简陋,从勾勒先秦文献引诗的情景中对上述问题提出若干解释,以为抛砖引玉之用。
  
  一
  
  先秦文献引用诗可以分开两方面来讨论。其一是记载该时期人物的言行活动的史籍,如《左传》、《国语》中对诗的引用;其二是诸子个人著作对诗的引用。前者可以称为春秋人物引诗,后者可以称为诸子引诗。前者反映的是《诗》在贵族生活心目中的一般地位和影响;后者则反映不同学派对《诗》的态度以及《诗》对其理念的影响。两种引诗的情况虽然有联系,但由于文本的脉络不同,仍然需要分别讨论。
  《左传》屡见引诗,除了叙述者极其偏好引诗赞美或评论笔下的人物言行外,还大量记载了春秋时代人物言谈议论中引用诗的情况。据本人统计,《左传》里春秋人物引诗,共有86回,《国语》中的引用则相对少见,只有16回。同是《左传》春秋人物引诗远多于引《书》,引《书》的记载只有36回。《诗》和《书》都是那个时代公卿士大夫的上层社会的流行文本,立身处世的必备典籍。由引用的频率看,《诗》比《书》更见得普及和有“使用价值”。这就引出了问题,为什么春秋人物那么喜欢引用诗?一般来说,引用他人的话语代替自己的话语出于两种情况:第一是将他人的话作为一个“事实陈述”而加以应用,当成一个事实来加强或证明自己的论点,第二是将他人的话作为一个“真理陈述”而加以应用,别人的话代表了某种先在的真理而加入到自己的陈述中来。后者通常称为“权威引证”,因为他人的话语更有权威,引用一个大众认同而比自己更有权威的说法,就显得更有说服力。当然,“真理陈述”要依赖一个更大的语境,这就是语用的圈子要共同认可引用文本的权威性。社会对某些文本的权威的共同承认,支撑了该文本“权威引证”式的使用。而春秋时代讲求血缘身份的贵族社会恰好就是将《诗》作为“真理陈述”而应用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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