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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伦理之可能


□ 刘新锁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一生经历了不少风浪与波折,他理智的思想历程也坎坷并不时陷入迷茫。但是在总体上,他的思想历程仍有轨迹可循: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乌托邦理想的关注到八十年代对现代性困境的思考,再到九十年代对后现代性的冷静审视与反思,他思考的重心不断转换,思想在转换的过程中也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他在对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中,追寻着现代性的两难困境和后现代性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或许,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些空想性特征,但是他对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独特而深邃的思考和发现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八十年代后期他完成了著名的“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年版)、《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二○○二年版)、《现代性与二难》,他在这些著作中对现代性背景下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对现代性的困境和悖论进行了多维度和多层面的研究。尤其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以“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事件为切入点,将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引入自己的现代性研究领域之中,对现代性以及被其奉为圭臬的理性高度发展和膨胀以至突破某种限度带来的必然恶果,展开了犀利而深沉的思考。以往的反思者或将大屠杀事件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短暂偏离正确轨道造成的创伤和人类精神的一次灾变,或将大屠杀事件的原因归结为少数人在纳粹集权统治下失去理智的片刻疯狂和人性中恶的因素被诱发并脱离理性阈限的短暂发作,或将其视为欧洲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恶性蔓延的后果。鲍曼认为这些都不是大屠杀事件发生和得以顺利完成的主要原因——至少不是根本原因。他指出,大屠杀事件的发生与现代性的高度发展和人类理性的极端膨胀具有难以割断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大屠杀正是现代性走向失败的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证明。进入现代阶段以来,人类文明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使得人对自身的理性能力产生了高度的自信。人类确信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能力按照设想来改造世界和人自身。“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一个从荒野文化走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立法者与阐释者》,67页),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充当了“园艺师”的角色,他们认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属于自己的园地进行修整、管理,培植自己喜欢的作物,毫不留情地剔除惹自己生厌的杂草和荆棘。他们毫不怀疑自己所作所为的正当性,因为现代性首先把自己界定为理智与理性的王国,相应地,把其他生活方式看作是这两种东西的缺乏。正是靠对理性、知识、真理和进步的确信,现代性才给自身提供了正义性和合法性的基础。同时,现代性精神还是一种“清洁的精神”,它对秩序、整洁、明晰和规范性的存在有着近乎天然的好感,现代性是一种追求透明、渴望确定性的精神,这是现代性梦想的一个重要甚至是基本的内容。这些由现代性作为一种园艺文化的性质决定,这种精神对世界和自身都采取一种积极管理的态度,理性和科学为现代性的推进者充当的是一种力量强大的工具,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规划和设计改造现实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手中的工具。鲍曼认为,大屠杀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现代性的高度发展和理性精神的极端膨胀。“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现代性与大屠杀》,18页)。现代性对透明、确定和清洁的强烈愿望,使得它们将一切妨碍秩序、明晰的元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将其拔除而后快,他们不允许这些异类存在影响完美规划的顺利实施。而犹太人恰恰充当的是现代性“美丽新世界”中的杂质,他们拒绝哪怕是被反复表明为出于善意的理性规划和设计,这必然激起“园艺师”的愤怒和仇视。而一旦这种仇视情绪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相结合,便可能导致极为可怕的毁灭性后果。“在因为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雄心而显得独特的现代社会里,种族主义宣布存在着某一种群的人。他们顽固并死不回头抵制所有的控制,并不受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的影响”(同上,8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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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Tags: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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