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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伦理之可能


□ 刘新锁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一生经历了不少风浪与波折,他理智的思想历程也坎坷并不时陷入迷茫。但是在总体上,他的思想历程仍有轨迹可循: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乌托邦理想的关注到八十年代对现代性困境的思考,再到九十年代对后现代性的冷静审视与反思,他思考的重心不断转换,思想在转换的过程中也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他在对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中,追寻着现代性的两难困境和后现代性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或许,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些空想性特征,但是他对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独特而深邃的思考和发现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八十年代后期他完成了著名的“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年版)、《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二○○二年版)、《现代性与二难》,他在这些著作中对现代性背景下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对现代性的困境和悖论进行了多维度和多层面的研究。尤其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以“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事件为切入点,将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引入自己的现代性研究领域之中,对现代性以及被其奉为圭臬的理性高度发展和膨胀以至突破某种限度带来的必然恶果,展开了犀利而深沉的思考。以往的反思者或将大屠杀事件看作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短暂偏离正确轨道造成的创伤和人类精神的一次灾变,或将大屠杀事件的原因归结为少数人在纳粹集权统治下失去理智的片刻疯狂和人性中恶的因素被诱发并脱离理性阈限的短暂发作,或将其视为欧洲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恶性蔓延的后果。鲍曼认为这些都不是大屠杀事件发生和得以顺利完成的主要原因——至少不是根本原因。他指出,大屠杀事件的发生与现代性的高度发展和人类理性的极端膨胀具有难以割断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大屠杀正是现代性走向失败的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证明。进入现代阶段以来,人类文明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使得人对自身的理性能力产生了高度的自信。人类确信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能力按照设想来改造世界和人自身。“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一个从荒野文化走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立法者与阐释者》,67页),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充当了“园艺师”的角色,他们认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属于自己的园地进行修整、管理,培植自己喜欢的作物,毫不留情地剔除惹自己生厌的杂草和荆棘。他们毫不怀疑自己所作所为的正当性,因为现代性首先把自己界定为理智与理性的王国,相应地,把其他生活方式看作是这两种东西的缺乏。正是靠对理性、知识、真理和进步的确信,现代性才给自身提供了正义性和合法性的基础。同时,现代性精神还是一种“清洁的精神”,它对秩序、整洁、明晰和规范性的存在有着近乎天然的好感,现代性是一种追求透明、渴望确定性的精神,这是现代性梦想的一个重要甚至是基本的内容。这些由现代性作为一种园艺文化的性质决定,这种精神对世界和自身都采取一种积极管理的态度,理性和科学为现代性的推进者充当的是一种力量强大的工具,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规划和设计改造现实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手中的工具。鲍曼认为,大屠杀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现代性的高度发展和理性精神的极端膨胀。“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现代性与大屠杀》,18页)。现代性对透明、确定和清洁的强烈愿望,使得它们将一切妨碍秩序、明晰的元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将其拔除而后快,他们不允许这些异类存在影响完美规划的顺利实施。而犹太人恰恰充当的是现代性“美丽新世界”中的杂质,他们拒绝哪怕是被反复表明为出于善意的理性规划和设计,这必然激起“园艺师”的愤怒和仇视。而一旦这种仇视情绪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相结合,便可能导致极为可怕的毁灭性后果。“在因为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雄心而显得独特的现代社会里,种族主义宣布存在着某一种群的人。他们顽固并死不回头抵制所有的控制,并不受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的影响”(同上,88页)。
而在大屠杀得以顺利实施中,高度发达的现代性和理性精神以及作为现代性重要成果——或者说后果之一的现代官僚体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现代的官僚体系进一步使得大屠杀的执行者丧失了作为道德个体的伦理关怀,泯灭了他们作为个体的人与生俱来的反对暴行的道德自抑能力。现代性发展到高级阶段,与人类对自身理性能力的高度自信相伴而生的是一种对前现代社会固有的矛盾、冲突、芜杂、凌乱和种种问题进行“最终解决”的冲动。现代性的专家们固执地相信人类的问题是我们采用了错误政策的结果,一旦政策正确了就可以消灭这些问题。在对理性能力的确信和“最终解决”冲动的驱使下,他们坚决地追求一种合乎理性的高效手段,期望最佳目标迅速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存在着诸多差异的感性个体和道德个体被强迫或者是自愿地协调一致去追逐一种结果(哪怕这种结果实际上是不道德的)。“我们需要斟酌这样的事实,即除其他方面外,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大屠杀的实施者并不一定就是一些极端残忍和心理扭曲毫无人性的人,但是严格按照理性和科学精神构筑的现代官僚体系使得他们用理性扼杀了道德,对现代性所要求的秩序和确定性的追求使得他们丧失了本性。这一现象昭示我们,人类可能犯下的最为残忍和耸人听闻的罪行可能不是源于人性的恶或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的理性统治秩序。在集中营里,大屠杀每一个步骤的执行者都被镶嵌进一台严格按照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高效运转的官僚体系机器之中,对他们来说,服从命令和出色完成任务才是他们的天职和更为迫切的伦理要求,至于大规模屠杀人类这种残酷罪行的责任自然由一些更为适当的权威来担负——他们只不过是任务的有效执行者和庞大机器运转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他们不再将屠杀对象看作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而是将其视为维持秩序和清洁必须消灭的抽象“他者”和“异类”;同时在屠杀进行过程中,他们与自己行为导致的可怕后果之间的距离被拉大到一定范围之外,这时他们的道德冲动和对暴行的道德自抑能力不会再发生作用。这两种方式有效削弱和废止了人天生应该具有的道德责任对自身的压力。在他们所处的情境之中,道德压力完全失效而非人性被合法化,非道德行为被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技术算计和理性工具中性化,“现代性并没有使人们更为残暴;它只想出了这样一种方式:让残暴的事情由那些不残暴的人去完成”(《生活在碎片之中》,鲍曼著,郁建兴等译,学林出版社二○○二年版,225页)。另一点引人注目的是,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罪行并没有得到任何来自被屠杀者的阻力与反抗,屠杀对象几乎是有些主动地与刽子手达成协作,而这种近乎荒诞的情境之所以出现同样是源于被屠杀者自我保存的理性算计能力。经过理性的严密计算和规划,自我保全的冲动成为自己行为的最高准则,包括道德冲动、宗教信仰、是非之心在内的所有其他考虑都被贬低到一文不值的程度,“生命之价越攀越高,背叛之价则越跌越低。不可抵御的活下来的冲动把道德的审慎推到一边,随之而去的还有人的尊严”(《现代性与大屠杀》,194页)。在鲍曼看来,现代性和理性高度发展突破了一定的限度之后,极端的理性便会走向极端的非理性,高度的文明也会走向高度的野蛮,这个过程看似悖谬其实有着逻辑上的必然——大屠杀便是明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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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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