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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宋时期的文道关系说


□ 张炳尉

  内容提要郭绍虞对唐宋文道关系说的阐发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对“贯道”说与“载道”说内涵及命名的差异的分析,出现了一些失误,引起了许多误解与争论。本文对郭绍虞的失误进行了分析,澄清了一些常见的误解,并以王安石、苏轼、朱熹为例,初步探讨了政治家、古文家、道学家的文道关系说的差异与他们的性命思想的差异之间的对应关系。
  
  一
  
  无须赘言,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奠基人之一,郭绍虞先生对唐宋时期文道关系说的阐发,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亦毋须讳言,在具体论述中,郭先生的不周之处也引起了许多误解。尽管后学已经做了许多修订,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澄清。在1927年发表的《文学观念与其含义的变迁》中,郭先生已经对唐宋人的文道关系说做了概括论述,1930年发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遂展开议论,对各家尤其是北宋古文家与道学家的观点做了细致分析,后来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中的相关章节即据此写就。综观郭先生的论述,其失误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贯道”与“载道”的名称。郭先生认为古文家主张文以贯道,道学家主张文以载道,前者重文,后者重道;前者不拘泥于儒家思想,而后者则以儒家思想为指归。在文学批评领域,“贯道”与“载道”二语最为人所熟知的分别是李汉序韩文与周敦颐论文辞对它们的使用。用它们来概括古文家与道学家的文道观,本无可厚非。但郭先生认为,“贯”与“载”的措辞,能够体现出两种文道观的差异:“盖所谓贯道与载道云者,由一方面言,由贯与载的分量上言,固似乎只是程度上轻重的分别,但在另一方面言,道何以能贯,道又何以能载,贯应有可贯之点,载也应有能载之理,则知所贯者与所载者其意义不尽相同,而更有性质上的分别了。”所程度上的差异,即指“贯道”重文而“载道”重道,性质上的差异,则是指二者对道的内涵理解不同。对于“贯”与“载”的措辞与两种文道观之间的对应,郭先生做了如下论证:“论文而局于儒家之道,以为非此不可作,所以可以云‘载’。论文而不囿于儒家之道,则所谓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圣人得之以成文章’。此所以文与天地并生,而亦可以云‘贯’。”“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语出《韩非子·解老》,意谓万物之理各异而道为理之稽合。韩非子所说的道,在具体内容上与道学家所说的道固不相同,但在道为万理之合这一点上,与道学家所说的“理一分殊”并无差异。何以万物之理当云“贯”,而同样涵括万物之理的儒家之道则当云“载”?郭先生在此处没有做更多的说明,但他在后文对古文家与道学家的褒贬抑扬,庶几可使我们明白他的意思;“道学家所言格物,本也是想格万物之理,但是后来只局于儒家的经籍中间,于是所谓道者便不是‘万物之所然’了。”郭先生认为,道学家并不能真正格万物之理,作文时只是用现成的儒家义理替代所写对象的殊别的理,硬放人文中,而文学家则能使所写对象之理自然贯注于文中;因此,前者可云“载”,而后者可云“贯”。
  论渊源,朱熹曾对文以贯道的说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它是本末倒置。郭先生指出,朱熹的话“便说明贯道与载道的分别。不过他所说的只能使吾人明了贯道说与载道说之异,却不能使吾人信仰他的话……盖朱子所言,是先戴上了载道的眼睛,所以说以文贯道是把本为末,若使吾人以贯道说为立脚点而言,则正未见其有先后本末之分。”因此,郭先生的观点可以说是对理学家观点的逆承。按照郭先生的逻辑,以朱熹的立场,他应当认为道学家才能格物之理,道学家的文章才能真正贯道,而不当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由此可知,朱熹的批评另有深意(详见后论),尽管论及了“贯道”的措辞,但着眼点与郭先生的并不相同。
  论启发,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的自注可知,郭先生对贯道、载道之道的分判,颇受黄侃的影响…。黄侃批评载道之说所谓道不过是儒家之道,文章之事不当如此狭隘,但他并没有通过措辞上的变化来表达二者的不同:“道者,玄名也,非著名也,玄名故通于万理。……今日文以载遵,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在黄侃笔下,无论是万物之理,还是一家之道,可通言“载”。
  郭文问世之后,其对古文家与道学家文道关系说的分判,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贯道”与“载道”的命名,却遭到了非议。以同为学科奠基人之一的罗根泽先生为例,他把北宋各家大致分为道学派、经术派与议论派,便是对郭先生说法的认同与深化,而对于“贯道”、“载道”的名号,他则认为并无大的差异。时至今日,多数学者不刻意以“贯道”、“载道”等称谓来区分各家的文道关系说。本文认为,“载道”是道学家的惯用语,而“贯道”一语,韩、柳、欧、苏自己虽然不曾说过,但经过朱熹的批评,也已和古文家结下了不解之缘。用它们来分别表述道学家与古文家的文道关系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载”和“贯”的字面差异体现了其所云之道是万物之理还是一家之道,郭先生的论证并不充分。主观上欲明万物之理,客观上终不免一定程度上的自道其道,这绝非儒学一家的局限。郭先生对“载道”说的过度贬抑,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洵非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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