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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的现代启蒙主义精神


□ 董 健

  话剧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作为一种受西方文化影响而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崭新的戏剧种类,它在中国舞台上推出了各种人物形象,喊出了“告别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时代的声音,表现了此一背景下中国人的思想情感、精神状态,描摹了处在现代化艰难曲折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的生活和斗争的风貌,对百年中国现代化事业不断给以精神上的助力。这是“人的戏剧”,这是“现代人”的戏剧。曹禺晚年说他一生都在读“人”这部大书,这正是戏剧大师的眼光和心境!通过舞台的娱乐和审美“实行个人灵魂的革命!”这是中国百年话剧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所执著追求的崇高目的。
  当纪念中国话剧的百年华诞时,我们要问:中国话剧的核心精神和文化特征是什么?它是如何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给予精神上的助力的?答案只有一个:大写的现代启蒙主义精神!
  有人的回答可能不是这样,他们会说:现代性追求。不错,这一说法当然也可以表述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趋势,然而抵达现代性的精神桥梁是什么呢?当然是启蒙。所以,只有“现代启蒙主义”才能准确地从文化价值观念上表达出中国话剧的核心精神和文化特征。
  也许有人会以“战斗性”来回答这个问题。记得在1997年纪念话剧九十周年时,北京曾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在那次会上,不少老同志就是以“战斗性”三个字来概括中国话剧的文化特征的,并认为这是中国话剧的可贵传统,也是今天我们所应追求的东西。然而,当时我就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战斗性”这三个字不仅不能深刻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且由于政治味、党派味太浓,还会导致对文化之“精神性”和艺术之“审美性”的忽略,尤其没能从文化价值观念和人的精神高度这样一些对于文学艺术(包括戏剧)来说顶顶重要的视角来观察问题。缺失了这样的视角,是无法对历史做出正确评价的,就更谈不到对当前现实的戏剧实践有什么积极的指导意义了。
  “战斗性”,这是一个来自军事、政治的硬性口号。在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难道还要像过去那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吗?难道还要在“战斗性”的口号下生产那种“阶级斗争戏”、“反修防修戏”、“革命样板戏”一类反人性、反人道、反现代的“红色经典”吗?诚然,历史上确实大量存在过那种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脸谱化—公式化的、充满“革命”教条和庸俗社会学的话剧作品(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无产阶级戏剧”与苏区的“工农兵戏剧”中的许多作品),它们的历史价值和在民主革命中的贡献不应一笔抹杀,而且它们中的有些作品也不无启蒙主义的倾向,但是这些作品的总的特征是以“革命性”、“政治性”压倒人文关怀和审美情趣,往往并不情愿地带着“政治”所难以避免的“非人”、“去真”的致命伤,这使它们与人道、现代、真实这些普世性的艺术定位拉开了距离。对这类戏剧作品,如果再以简单化的、硬邦邦的“战斗性”来肯定之,并以此来概括其文化特征,不但不能肯定其积极的方面(启蒙精神),反而会把其消极的方面(“政治性”当中常常带有的“非人”、“去真”之弊)肯定下来,并作为“好的传统”发扬下去。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下,还这样做当然是很不恰当的。总之,“战斗性”并不能科学地、深刻地概括中国百年话剧的优良传统和总体文化特征。“战斗性”的说法还很容易给那些坚持庸俗社会学、极左思潮、政治实用主义等文化立场的人在实践中继续干扰和阻碍戏剧事业留有可乘之机。同时,这种说法也会给“新儒学”、“后现代”贬低或否定现代话剧留下借口——他们把启蒙和政治等同起来,说“五四”启蒙就是政治,正是其“战斗性”引出了新文化的“战斗性”,也引出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于是他们把“五四”启蒙与“文革”反启蒙混为一谈,借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而否定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而话剧的产生和发展,恰恰是中国戏剧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否定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也就等于否定了中国话剧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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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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