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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对题材的敬畏——《东京审判》


□ 王国平

导演:高群书
主演:刘松仁 小池幸次 英达等
看《东京审判》之前,一直有些担心。这样的电影,题材本身就凝聚着力量,让人在观摩时不由得庄重起来,由不得来半点马虎。但是,题材并不起绝对性作用,在这个时代,“题材决定论”的理论准则早就经受了严峻的挑战,有太多的电影创作,在特殊题材的隐蔽下,舒舒服服地睡大觉,结果对题材进行了严重的糟蹋,让题材的价值遭遇损伤,无法实现优化的传播效果。还好,《东京审判》的突破与亮色令人欣慰,让观众重新拾起对题材的敬畏。
《东京审判》的内容逼近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电影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为视角展开情节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军事法庭存在的分歧,包括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的座次安排,包括最终对战犯量刑时借文明、文化之名而产生的不同意见,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普通民众对战争痛恨的同时,还保持着对战争和中国的深深误解,以及由于战争的残酷让日本青年一代陷入精神困顿与信仰迷茫,我们更可以看到战争的策划者、发动者、执行者的利欲熏心,在铁证面前依然顽固不化地维持着冠冕堂皇的入侵理由,依然无条件地维护着对天皇的愚孝愚忠,依然毫无人性地维护着对人类、对生命的蔑视与践踏。
尽管这是一部由中国投资摄制的电影,但是电影的故事讲述还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保持着难得的冷静。我们看到过太多这样的电影,在民族情绪的主导下,中国人的作用与功能被无限扩大,国外人士成为陪衬与附庸,甚至成为笑料的制作者。这样处理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一目了然的两相对照,让中国观众实现浅层的民族尊严满足。
《东京审判》不是这样,事实是梅汝璈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参与者、一个见证者,而不是一个决策者。他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在法官座次安排上,他在会议中途退席以示抗议,要求按照《日本投降书》签字的顺序,中国应该处在第二位,列在美国之后,而不是早先设定的美国、英国、中国的顺序。事实是这样的顺序安排并不影响审判的进程,但是通过他的据理力争,中华民族的尊严得以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得以承认。最终法庭答应了他的请求。不过不得不提及,在这个时候电影编导没有沉住气,忍不住要对梅汝璈的行为进行口头表彰,并且还是模式化地让一个国外人士来“实施”这一次表彰——“你的国家应该为有你这样的斗士而骄傲。”事实是梅汝璈的所作所为已经让观众很轻易地对他产生敬意,再添加上这样的直白评价就显得有些冗余。
另一处出现在后期量刑时,一些法官认为死刑是对文明的践踏,甚至还搬出佛学理论来佐证死刑的无必要。在这个时候,为了宽慰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梅汝璈站了起来,声情并茂地向法官们诘问:如果不对日本法西斯势力处以极刑,哪里来的震慑力,谁来保证日本军国主义永远不再复活,“为了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人们,为了让他们瞑目,请各位慎重,因为他们在看着我们。”这是最后投票时梅汝璈的深情演说,以一种感染力与穿透力撞击着每一位法官的心。结果通过紧张的唱票过程,六比五的微弱优势,法庭决定处以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7名甲级战犯死刑。
更多的时候,梅汝璈是一个历史的讲述者,电影把空间留给了别的正义力量。军事法庭首席检察长约瑟夫·季南应该算是电影的第二主角,他在法庭上激昂陈词,为战犯的荒唐说辞而恼火,并在总结陈述时强烈要求法庭“以公正之心、以善良之名、以人类之愿”严惩战犯。原日本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出庭作证,承认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并且在法庭上直接指出英条东机就是战争的主使。这样的叙事策略,基本上确保了内容上的平衡,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挑起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敏感神经,而是对世界道义、对人类本性的一次严重挑衅,他们背负的罪名昭然若揭。
田中隆吉出庭作证,并且道出了日本军国主义不愿意说出但路人皆知的“秘密”,这引发了日本部分国民的愤懑。法庭上,日本辩方律师就质疑田中隆吉是否还是日本人。事实是,同样的情形在现实中的日本继续上演。今年8月15日,日本前自民党干事长、众议员加藤一批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使日本的亚洲外交近乎崩溃”,结果当晚他家住宅就被纵火。所以很是敬佩参加这部电影演出的日本电影人士,他们或许正在面临着来自舆论甚至来自亲友的压力,但是正义力量总是要得到伸张,正义力量的价值总是应该得到珍惜。
责任编辑/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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