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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普遍”的悲剧


□ 单世联

一、重提“德国的特殊性”

以现代性叙述中“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冲突为核心重新讨论黑格尔以降德国的“文化政治”,并表彰其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问题上的意义,是张旭东新著《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此文凡出自该书者均只标页码。)的主要内容。依靠自觉的政治立场和清晰的问题线索,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我们对康德、黑格尔特别是尼采、韦伯以及施米特等人学说的认知。如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即为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斯•韦伯,人们一般是从比较文化、比较现代化的角度来谈论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张著却指出:

在韦伯看来,若不把经济因素和宗教等文化、心理和价值因素结合起来,就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这种普遍的生产方式惟独在欧洲出现。韦伯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并不是普遍的东西,而是一种惟有西方才特有的理性化社会生产组织系统。反过来讲,就是只有西方社会、文化价值和心理结构才能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是可以被人采用的,因为它是一种理性化组织。但资本主义的精神或灵魂,就其根本的文化属性来讲,是西方的,只有西方人才有的。可见,韦伯给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内部注入了一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冲突生产方式,同马克思相比,他是用文化特殊性来对抗经济的普遍论;用价值世界的主观性对抗物质世界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生产方式的革命和阶级斗争为动力,是一种“世界历史”的普遍性论述。而在韦伯这里,历史总体却无法逃脱价值多元的冲突,在内部分裂为不同的文化世界,永远有“自我”与“他人”的辩证法。(第23页)

韦伯的论著原可以有多方面的阅读和多层次解释,作者如此阐释,有助于我们从“普遍与特殊”这一极具当代意识的视角掌握韦伯有关“新教伦理”叙述的思路和特征。
以德国思想为线索来分析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内在矛盾,有其真实的历史内容和文化理据。“在几乎整个19世纪,西方内部的‘他者’就是德国。”(第34页)作为现代化的迟到者,德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了一种深刻的“文明批判”即“反现代性”思想,集中展示了现代性计划中“普遍与特殊”的深刻矛盾。而“德国的逻辑就是,如果我们要有一种真正的德国文化,我们就必须创造出一种真正的世界文化。这其实是自启蒙理性主义、浪漫派,一直到尼采的一个德国思想传统。在贝多芬的音乐,歌德的诗、康德、黑格尔的哲学、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里面,这种普世主义理想随处可见”(第37页)。由此可见,作者想要强调的是:从历史和文化上看,这种普世主义理想、对普遍性的追求,恰恰是一种特殊的德国现象。在一系列抽象的、普遍的、理性化的论述后面,是德意志历史主体和政治意志的价值论表达,它与“西方的”现代叙述有着非常激烈的文化政治的冲突。
确实,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地、顽强地把“德国性”普遍化以对抗西方现代性的普遍叙述,由此形成的“普鲁士道路”及其最终走向希特勒的悲剧,几乎是德国近现代史的主要内容。相对而言,虽然现代中国对德国哲学、文学,晚近以来对德国社会—政治理论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对18世纪末以来德国文化中的“反普遍主义”、“反现代性”思潮的历史内涵和叙述方式关注较少,对德国思想家们率先提出的现代化(及其当代形式“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价值多样性的过度诠释,研究得还很不够。作者把德国思想置于批判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语境中,深化了有关德国文化的研究,使之成为当代文化冲突预言:在西方经济、政治、法律和价值观被全球化的当代,一切非西方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主体意识都面临着“要么选择死亡,要么主动地进入一个以普遍性自居的主体意识的辩证关系中去,作为一个主体接受历史的检验”(第19页)。
作者的许多观点我是赞成的,只是作为读者,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德国现代性的偏至与反动,更不能无视“普遍与特殊”问题辩证的关系。我认为,作者在深入细致地阐释德国知识分子如何把德国的文化、价值和心理“普遍化”的过程,以及强调德国的“特殊性”与西方的“特殊性”之间存在的冲突之时,对于德国“文化政治”的社会政治效果(即在民主传统稀缺、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德国,自觉的文化认同与强烈的民族/种族主义之间的悲剧性关联、合理的反普遍主义与非理性的极权政治的“亲和力”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因而导致该书对于“文化政治”问题的讨论并未能切中德国历史经验和政治现实的要害。除此之外,由于作者认定“普遍性”、“普世主义”只是一种“抽象的幻觉”(第2页),又使得该著的文化比较只集中于诸种“自我理解”之间的冲突上,而较少关注到德国之外的“他者”的现实存在及其对“德意志自我”的矫正。导致这些症结的关键,恰恰在于作者对“文化政治”的理解带有一定程度的抽象化倾向,其实质是要把文化等同于政治。当然,张著以论带史,重在对德国思想家挑战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同情性理解,提出的问题十分严肃,我们不能、也不应当要求他在一本讲堂录中就把有关德国“文化政治”、有关文化认同的一切都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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