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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小资与市场社会主义


□ 曹天予

  近几年来, 在一些讨论中国问题的场合, 崔之元向大家推荐一种他新发掘出来的概念框架, 叫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这个框架既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 (包括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也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 它具有一系列吸引人的特色,可以成为“小康社会”的精神资源。(崔之元:《自由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未来》,文载《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 社科文献出版社二○○三年)
  按照崔之元的说法,这个框架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以“社会化的资产在市场中运作”。以市场为经济运营的基本机制,与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当然不同。另一方面, 自由资本主义也好, 社会民主主义也好, 都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为其基本经济结构; 后者与前者的区别, 仅在二次分配时设法缓解由这种剥削造成的分化和不公。崔之元的框架则不同, 它力图冲破目前占统治地位的二次分配公正论的框架, 从根本上挖去不公的根子, 即在一次分配时就消灭剥削, 并在这一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在市场经济中,这怎么可能呢?崔之元的回答是,如果我们接受穆勒和米德的劳资合股思想,以及米德的社会红利思想,并付诸实行,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首先,如果进入市场的经济主体是劳资合股或劳动者的合作企业, 其中劳动不是被雇佣, 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也能分享应得的利润,那么在企业内部,原则上就不存在剥削关系。其次,“社会化的资产”直接意味着社会化的利润和地租,这就使得全体公民(包括在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人人有份的社会红利有了现实的资金来源。
  这些思想的吸引力和启发性是不容置疑的。但什么是“社会化的资产”呢? 崔之元指的是公有(国有或集体所有)资产。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否允许私有资产或外资呢? 崔之元没有明说。人们有个感觉, 尽管崔之元力图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但斯大林的所有制决定论仍然或明或暗地支配着他的思想。其实,从逻辑上说,任何进入市场的资产都是社会化的资产。公有资产也好,私有资产也好,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它们都是经济运行的一个要素,因而有权取得一份剩余。只要劳资合股分享剩余的原则得到贯彻,因而不存在剥削,非公有资产对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构成实质性的或特殊的威胁。另一方面,两个企业,如果其差别仅在一个企业的最终出资者是国家或集体,而另一个则不是,那也没有任何先天的理由认定公有企业就必定低效。全盘私有化的理论基础,其实只是反过来说的斯大林主义,骨子里还是所有制决定论; 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现代经济里,并没有它的地位。
  崔之元认为他的框架足以解读小康社会。什么是小康社会呢? 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社会红利显然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劳资合股利润分享使资本家和管理层不能太富, 而工人也不会太穷。另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似乎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了一个利益主体或利益载体, 它和其他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都不存在利益对抗,“所以日子普遍好过”。看来,崔之元的解读大体上是成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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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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