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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聆听音乐新作?


□ 杨燕迪

  二○○四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遵循一贯的原则,在本年度的节目组织中继续积极推出“新人新作”。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安排不仅突出上海本地的音乐创作实力,而且有意扩大视野,着力展示华人文化圈、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新作成果,显露出上海文化特有的“海纳百川”气度。除“当代音乐优秀作品展暨论坛”的四场音乐会集中展演当代新作之外,其他场次也不乏令人关注的焦点——如 “交响的震撼”音乐会(五月八日,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中首演的王西麟《第四交响曲》,以及由上海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演出的一场中国器乐新作音乐会“新韵”(五月十一日,贺绿汀音乐厅)等等。观众有机会聆听到如此大规模的新作展演,确实是借了“上海之春”这个名牌音乐节的东风。
  本来,就“严肃音乐”(或所谓“艺术音乐”、“高雅音乐”)而论,无论中外,日常音乐会中的核心曲库早已不是在世作曲家的新作,而是往昔大师的经典名作,经各路表演名家精心打造,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厅(以及唱片录音)中轮番上演。听众关心的不仅是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而且是卡拉扬棒下的“英雄”或是阿巴多灌制的“英雄”;他们不仅要听肖邦或李斯特,而且还要看看郎朗和李云迪在演释肖邦和李斯特中孰高孰低。自二十世纪以来,音乐听众的听赏兴趣逐渐转向十八、十九世纪的“古典音乐”曲目及这些曲目的名家表演,“新音乐”遂成为日常音乐生活的边缘和外围。这与文学界和美术界的一般受众更为关注当前新作的状况形成令人扼腕的对照。
  对于关切音乐这门艺术前途的圈内人和爱好者而言,全球流行的这种“音乐保守症”不免让人“心情沉重”。作为某种政策和措施上的对抗,国际上已形成惯例的一般做法是,或在正常演出季的曲目安排中有意穿插新创曲目,或举行专门的新音乐艺术节集中展示新作。“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举措类似后一种。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音乐新作可以通过“上海之春”这个平台得到集中的发布和公示,造成某种聚焦,使公众和社会对音乐新作的展演留下印象,从而促进上海城市的音乐文化深层建设。但从另一方面说,仅仅依靠音乐节短时间的聚焦效应,仍不足以抗衡日常音乐生活的“保守”趋向。上海乃至中国在建立正规、长效的演出季制度方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如何使新音乐——特别是上海乃至中国作曲家的音乐新创作——真正在日常音乐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以使上海和中国的音乐文化趋于平衡的健康生态,这是一个亟待思考和解决的艺术/管理问题。
  “新音乐”的存在和发展对于音乐这门艺术的整体命运而言是性命攸关的。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命题。但事实是,我国音乐界、公众和社会就这一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我们为何聆听音乐新作?就听者个人而言,当然可以出于好奇,可以出于职业的需要,甚至也可以出于某种私人的趣味偏好来进行自己的听赏选择,但就整个城市和社会的文化建设而言,聆听新作以及展示新作,这就绝不仅仅事关个人偏好和趣味选择,而是有关文化使命和艺术发展的大计。不难看出,一种主要依赖原有经典曲目维持的音乐文化生态,其内在生命力和创造力必定是处于危机之中。这并不是说,新作与经典是相互排斥的,相反,优秀新作的出现往往深化甚至改变经典的意义和价值。正如勃拉姆斯的新作不仅继承而且重新诠释了贝多芬的音乐,而勋伯格又以其崭新的思维方式重新规定了勃拉姆斯的地位。传统和创新就是以这种复杂而辩证的方式相互交融、相互支持。具体到中国,由于专业艺术音乐的发展机制迟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得以建立,因而艺术音乐的传统至今仍显薄弱,并且在一般公众的艺术意识中尚不占据显要地位。为此,在中国着力扶持艺术创作中的“新音乐”,其重要性和紧迫感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加强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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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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