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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胥之害


 吏胥之害

王学泰


一、两个认识误区 
 
(一)古代的官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少

  《剑桥中国晚清史》一开始就说,在人口已经达到四亿的晚清,“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两万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有人根据这个数据渲染清代官民比例是如何之低。其实这种统计是不足据的,因正史上往往只记录官员数量,而不统计吏胥。因为吏胥薪俸很低或根本没有薪俸,并且“吏”原来也就是负责抄抄写写的文秘,“胥”则是如捕快等跑腿的办事人员。最初这些多是老百姓应该服的一种“役”。可是后来吏胥逐渐独立出来,到了明清两代几乎成为衙门的主体,人数日增。清末翰林游百川说:“州县为亲民之官,所用吏胥本有定额,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皇朝经世文编续集》)其人数是正式官员编制的数十倍,甚至百倍。不仅地方,宫廷内外各机关也是如此。

  (二)官是官,吏是吏,两者不能画等号

  分析《水浒传》中的宋江,论者常说他是小官吏,这是不对的。宋江是吏,不是官。官、吏之间从来源、职守、地位以及外界的看法与评价历来就有不同。过去有句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都是三年一任(清代平均不到两年),而衙门里的吏胥则是历久而不换,甚至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也大有人在。道光时进士方浚颐说,他在庶常馆做庶吉士(考中进士后再进修的学校)时,庶常馆的吏胥,视新科进士如生徒,教他们礼仪。这些吏人还是明代世家,二三百年了,代代相传,因而人们说“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官和吏的差别到了宋代被朝廷的政策拉大了,“吏”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转官也日益困难、逐渐边缘化,明代和明以后吏则成为社会边缘人。 

 
二、吏是“庶人之在官者” 
 
古代社会能够担任官员的都是士大夫。先秦是贵族社会,天子、诸侯、大夫、士从身份上说是贵族;从职务上说,他们都是不同层级的社会管理人员,或说是官。他们世代相承,血缘是决定因素。《管子·小匡》讲到士农工商四民,分别居住,世代相传,各操其业,唯有讲到农之子时,除了“常为农”之外,又提到“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也就是说农民中材质杰出的子弟,可以出仕,并且“仕则多贤”,这是先王都很信赖的。这是在僵硬的血缘制度上开了小口,增强了制度的弹性。

  士人进入国家机构叫做官;而庶人进入了国家机构的叫做吏,或称作“庶人之在官者”。孟子在回答北宫周朝爵禄时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朱熹注云:“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所谓“府史胥徒”就是后世说的吏胥。“吏”是有文化的庶人,在官府中负责些文字工作。官是在国家机构中的主体,是主事的,而吏胥则是被官支使的。两汉时期,先秦那样的世袭的贵族制度衰落乃至解体,官、吏的身份没有太大的差别,魏晋南北朝期间九品中正制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强调士庶之别,流内流外之分,这样官、吏则向有别方向发展。南朝从东晋开始设有“吏户”,它属于国家依附民,吏户出任“吏”,属于服役性质,于是“吏”从本来的小官向“差役”化方向发展。这对后世颇有影响。特别是由隋开始,唐代奉行的科举制度,实行通过考试选士的制度,更进一步促进了官吏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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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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