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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正确”的名义


□ 阎光才

今年二月,哈佛大学校长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宣告将于本年度正式辞去校长职务,成为哈佛史上罕见的“短命”校长之一。尽管导致萨莫斯去职的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他关于“女子学理不如男”的言论至少也是触发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有些人认为,真正导致萨莫斯事件的“元凶”是他倡导的哈佛改革,因为触动了许多教授的利益,故而被投以压倒性多数的不信任票,其实,这种解释又过于简单化了。哈佛历来被视为美国名校中的改革先锋,从艾略特、洛厄尔、科南特到博克,几乎每一次改革都曾面临过传统与变革间的激烈争锋,并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但极少会有校长为此而去职。也就是说,就此次事件而言,改革本身绝非主因,如果说一定与改革相关,也绝非一个简单的“利益相关”问题,而是部分改革所彰显出来的萨莫斯的个人价值取向乃至偏见,这就是他骨子里所具有的对非洲裔文学和文化以及女性的轻视。二○○五年一月他在全国经济学家会议上对女性的“出言不逊”,让许多原本对他价值取向和偏见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实实在在地获得了一种印证。他的言论所伤及的绝非他言论指涉的人群(女性)本身,而是作为学术界自由派大本营的哈佛之风范,这无疑让众人感到作为老大的哈佛由此在学术界“很没面子”。
一位校长对女性的偏见何以会让哈佛“很没面子”?这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起眼的个人观念问题,在美国学术界却非同寻常。它实际上关涉学术界的“政治”规则,这就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学术界逐渐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伦理底线——“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可谓是独存于美国学术界或学院圈子中的一个专用语。有意思的是,它虽发端于激进左派,但在今天不要说保守派,包括温和的自由派和各种左派都从未对之表示公开的认可。其原因在于它的原生态太具有激进的“革命”甚至“暴力”色彩,在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激进运动中,那些钟情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和斯大林主义等的形形色色学生派系,在争论中为驳斥对方的观点,最为习惯使用的“灵验武器”就是指责对方“政治的不正确”。然而,尽管有这样在今天令大多学院人蹙额的根源,有趣的是,在此后长达近三十年的平权运动中,“政治正确”却以一种为人难以察觉的方式,缓慢地衍生为一种大学学术活动和实践中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的基本内涵就是,在涉及种族和性别差异、环境生态、发达世界和第三世界差距,以及强势与弱势者和多数与少数派间的差异等议题上,永远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即你要么保持缄默要么就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说话,否则就有歧视的嫌疑。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整个八十年代,在民主和平等成为主流的价值诉求乃至现实制度建构基本原则的语境中,这种学院圈子中的潜规则可以说已经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更少有人质疑它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如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和吉鲁(Henry A.Giroux)认为,实际上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政治正确”才再次成为一个有其特定内涵并广为人们所关注的术语。一九九○年十月,《纽约时报》文化专栏的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报道了发生于得克萨斯大学的一个事件。该校教师们通过了一个新的写作课程项目,要求所有学生在涉及“差异”的写作中必须以有关歧视、肯定性行动和民权的案例为基本文献来源,结果受到该校英文教授格里本(Alan Gribben)的抵制,他愤愤不平地说:“你们不能告诉我在课堂中,我必须根据学生在政治正确意义上的思考来打分。”报道发表不久,外界议论纷纷,结果行政层最终否定了该计划。正是以该事件为开端,“政治正确”作为美国学术界的潜规则开始被众多保守派乃至部分自由派视为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并伴随九十年代美国“右转”倾向的抬头和得势以及学术界中“文化战争”的展开,而成为一个十分醒目的“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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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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