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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叙事诗》跋


□ 杨 炼

  二○一○年三月,诗人张枣辞世,他早夭的才华令人扼腕,作为这一代中首位病逝而不曾死于非命者,使他有别于海子、顾城,少了特定的戏剧性,却突显出命运的苍茫无常。我无意加入挽歌合唱,因为我给他的小小挽歌,早在二○○二年初春就写好了。那首诗题为《洪荒时代》,写于我们邂逅巴黎,彻夜漫步美丽空寂的街头,畅谈家世诗事,次晨登车各奔东西之后。这首诗里,有谶语“写得好就写至阴暗生命的报复”,也不乏赞词“有鹤的家风就出一张鱼的牌吧”(《洪荒时代——赠张枣》,见杨炼诗集《李河谷的诗》)。我自己尤喜后一句。“家风”一词,阔别久矣!我欣赏这词的典型汉语组合,其中“家”与“风”二字,纯然是两个独立意象,并无必然联系,却天衣无缝地合为一个想象空间。配登堂入室之风,是什么“风”?细思之,除人品美德之风外,焉有其他?噫,此风非吾之家传,实传吾家也!由是,此风之起,与青萍之末无涉,却自血脉之初、家学之远,鼓荡而来,浩浩渺渺,拂入当下。其显形,一见于处世态度,二证之品位高低。所谓高贵高雅(乃至高傲),无关文采修饰,端赖此渊源深远的风骨精神。屈原从“帝高阳之苗裔兮”,歌至他自己的“内美”,正合此意。即或,有形之“鹤的家风”,在二十世纪动荡中屡遭贬低毁灭,我也相信,无形之“鹤的家”,仍延续在孑然个人的心中,一度形同断绝,只要人在,我们也能重新发明它,犹如从汉字本质中,重新发明整个中文诗学美学传统。读到这首诗,张枣颇兴奋,说“一定好好写首诗和你!”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听说他绝命前那些“鹤”诗,个中是否相关?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一缕“家风”,是吹到他了。
  
  为《叙事诗》作跋而肆言“家风”,似有离题之嫌。碰到较真的,或许还会问,这是否还魂的“出身论”?我得明言,家风确实和一个社会的等级有关,但等级不等于阶级,特别是我们被灌输太久、浑浑噩噩盲目接受的“阶级”理论,以及被铐锁在新种姓制度里、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的“阶级斗争”。传统中国乡绅社会语境中,“家风”与其说基于财产,不如说源于一代代递增深化的教养和修养,也因此,它先天不信任各种暴发户,却宁肯把价值的尺度交给陶渊明、曹雪芹,你说这些穷死的大诗人是什么阶级?一个金钱的下下者,何妨做精神的上上人?渗透自传因素的《叙事诗》里,我爸爸是一个重要人物。有个当年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我爸爸出身富有,家里拥有吉祥戏院等产业,他由迷昆曲而转向西方古典音乐,到大学毕业时,已对西方经典音乐作品耳熟能详。一九四九年后出任驻瑞士外交官的六年,更让他用欧洲生活文化,印证了音乐中浸染的人性之美。但“文革”开始,贝多芬被当做“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表”痛加批判。我爸爸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作为资深革命者,他应该绝对相信组织;但作为人,他又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那音乐中充满了爱和美。于是,究竟应当服从谁?这个今天简单得不像问题的问题,当时却不可思议的沉重。倘若肯定自己的感觉,那又该如何判断当初背叛自己家庭、半生奋斗的道路和被美妙许诺的中国未来?所幸的是,他毕竟是我父亲,虽然内心折磨,但他终于选择了美。他认定,美没有错,错的是批判者。很久以后,当我听到这件事,才懂得了,尽管窗外充斥着疾风暴雨,但我家的小气候何以能保持人性和爱,并让我相对心智健全地长大?我敬佩的,不是他认定贝多芬,而是这“认定”本身体现了一种从人性出发,重新审视历史的力量。因此,我心服口服地在《叙事诗》(《故乡哀歌》)中写道:“绕过星空朝父亲漫步/还原为寓意本身。”
  
  《叙事诗》的写作,从二○○五到二○○九历时四年多。这是迄今为止,我思想上、诗学上的集大成之作。某种意义上,它把我此前的全部作品,变成了一种初稿、一个进化过程。我指的是,由长诗《》归纳的“中国手稿”阶段,由组诗《大海停止之处》代表的“南太平洋手稿”阶段,和由长诗《同心圆》开始的“欧洲手稿”阶段,以及这些大作品之间,被我称为一个个“思想——艺术项目”的单独诗集。与以前的作品相比,《叙事诗》的难度,在于最具独创性的诗,又必须经受最普遍的公共历史经验的检验。叙一人一家之事,而穿透这个“命运之点”,涵括二十世纪中国复杂的现实、文化、以至文学沧桑。概括成两句话就是:大历史如何缠结个人命运;个人内心又如何构成历史的深度。当每个人都是历史的隐喻,这首“诗”指向的,就是“叙”人类根本处境之“事”。因此,标题《叙事诗》,全然是个思想指向。它的结构中,又隐然渗透着“家风”的传承:当我构思《叙事诗》时,偶然听到英国现代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的三首大提琴组曲,其幽深迂回、一唱三叹,虽然音色现代,但在精神底蕴上,直追德国作曲家巴赫著名的六首大提琴组曲。事后才知道,布里顿这些作品,当年正是为应和巴赫而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大提琴演奏家巴勃罗·卡萨尔斯,据说曾演练这六首巴赫组曲十二年之久,一旦演出,早已枯藤倒挂、铅华褪尽,那种深不可测,岂止令人喜爱?直是逼人胆寒!我爸爸自五十年代初,已全心倾慕卡萨尔斯的演奏,尤其百听不厌他的巴赫大提琴组曲。但或许他出于谨慎、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其人的另一壮举:从一九三七到一九五五年,为抗议西班牙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卡萨尔斯拒绝到任何纳粹、独裁或“观点不清”的国家演出。就是说,在这部分世界上,他整整沉默了十八年。这最深的沉默,是否让世界听到了另一种更震撼人心的音乐?因此,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当卡萨尔斯在全球音乐家的吁请下,在他流亡的法国南方小城普拉达“卡萨尔斯国际音乐节”上,重新演奏巴赫大提琴组曲。聆听他与音乐融为一体的发自肺腑的呻吟慨叹,人类怎能不为之颤栗?我十年前曾专程赴普拉达拜谒卡氏遗迹,小小的博物馆里,目睹他的圆眼镜、大提琴、石膏手模、用旧的旅行箱,特别是乐谱上细细研究每一小节的笔迹,我感到他、我父亲、我自己,哪有区别?古今中外艺术家的宿命精灵,哪有区别?这才是我们浑然如一的“家风”,如今,又叠加进布里顿和从他获得灵感的《叙事诗》,这全书三部,倘若真得神助,能穿透时空,抵达那“鬼魂作曲家”云端的听觉,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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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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