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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历史性存在与意义的阐释


□ 张 茁

人的历史性存在与意义的阐释
张 茁

众所周知,文学作为作家审美体验的传达,正是通过对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描绘,传达出作者关于种种人生体验、生存意义的感悟和追问。这种随同自我在世界之中生存的展开而赢得的关于存在的领会,经由一种整体未分的面貌呈现于作家所创造的虚拟世界之中,意义得以生成和释放。西方现代哲学、美学家海德格尔所创立的解释学现象学试图回到主客未分前的原始状态,去探究存在的意义和真理,似乎与文学艺术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海德格尔本人也将艺术活动特别拈出,认为:“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在者之存在。在作品中发生着这样一种开启,也即解蔽,也就是存在之真理。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自行置入作品中了。”海德格尔将艺术作为存在(真理)开显的场所,这与余华通过小说创作对“存在”问题的追问是相通的。特别是,余华自中期以来,抛弃掉早期创作上力图传达“观念”、“知识”的爱好,转向对“真实”、“真理”的思考与追求,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有着某种不谋而合。

历史性与真理的开启

在《兄弟》的后记中,余华写到“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凭着作家天生的敏锐和巨大的野心,想要描绘出中国人当代最具戏剧性的历史性演历,这可以说是余华写作《兄弟》的显在目的。然而,对于历史的宏大叙写很容易架空而失之空泛,或干脆就令历史沦为了叙述的背景。余华显然不甘心辜负了上手的题材,更重要的是,他要求自己得“永远走在自己前面”,做到“不重复地写”(余华语)。以往他的写作都多少远离这个时代,这次他不仅要实现“正面描绘这个时代”,更要做到“把时代特征当作现场处理”(余华语)。让“兄弟”二人承担起两个时代的联接纽带,社会的历史演绎与兄弟的人生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为此,余华兴奋不已。
应该说余华对这一叙事视角的选取是聪明的,因为历史的演历就是在世的演历,只能是生存着的人在时间中的演历。历史性源出于时间性。一切在世的存在者中,只有“此在”(海德格尔对于人的存在的规定性)在其存在的根据处就是时间性的,只有人基于它的存在就是被历史性规定的。海德格尔意识到:时间从来就充任着一种存在论标准或毋宁说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标准,这决定了时间是对一切存在领会和解释的地平线。时间本身的重要性,使得海德格尔认为“要追问存在的意义,适当的方式就是从此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着眼把此在先行解说清楚,”由此可见,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问题,时间问题与人生意义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余华选取“文革”和“改革开放”这样两个迥异的历史境域作为自己对人生,对人性阐释和剖析的构成境域无疑是明智的。因为文学所要传达出来的真理,就是对于在世处境,对于世内存在者(主要是对人类自我)的一种领会。它不可能是一种现成状态,必然是源于一种构成境域的动态生成,是随同人在一个个历史境域、历史事件中而敞开的无蔽状态。而席卷全国的狂热的文革风暴和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使任何人都无所遁形:宋刚、李光头一家等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固然在这两场狂热的全民运动中沉浮跌宕,而围绕着他们的是刘镇——这个中国缩影似的小县城中所生存的各色人等也都纷纷聚集、涌现,进入到无蔽的开敞。余华在《兄弟》中一如继往地保持着他对于历史,或毋宁说对于现实的高度警惕。历史的黑暗时代或许对于许多人已经成为逝去的片断,然而对于余华,却再一次显示出了与海德格尔惊人相似的时间观:现实是由历史所筑就,而习俗、传统与自身未来的可能性又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正是奠基在曾在、将来与当前所绽放的时间性的统一性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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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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