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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德译过程与佛典汉译的译场制度


□ 李雪涛

  从实际影响来看,卫礼贤(或为尉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一生最大的成就无疑是他的《易经》德文译本(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 Diederichs 1924),这部花费了他近十年心血的译本奠定了他在德语学术界的声誉。他对《易经》的翻译和阐释,直到今天依然在广泛传播,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从这个译本移译至英文的《易经》(后来同时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使他赢得了国际的名声。
  近来在翻阅德文新版的卫礼贤回忆录《中国精神》(Die Seele Chinas. Wiesbaden: marixverlag, 2009)一书,其中有一部分描述了当时卫礼贤翻译《易经》的过程,是很难得的珍贵资料。
  辛亥革命之后,晚清的王宫显贵们纷纷逃往外国租界避难,这其中也包括德国租借的青岛。卫礼贤在书中,对当时他与旧文人在青岛的交往,做了详细的记载,除了一般的文人之外(第十一章“青岛的遗老”),同样也记录了他与恭亲王的往来(第十二章“亲王”)。对有关中国经典,特别是《易经》的翻译情况,卫礼贤做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卫礼贤提到在曾任山东巡抚的周馥(一八三七——一八二一)的举荐下,他拜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的劳乃宣(一八四三——一九二一)为师,在劳乃宣的指导下,精研、翻译《易经》的过程。早在一九○四至一九○八年周馥在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劳氏即为其幕僚,周馥极为推崇劳氏的学问。卫礼贤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在此之前的一个奇异的梦:
  一位眼神友善的白胡子老人来看我,他自称为“崂山”,愿意带我到古老的山中探秘。我向他鞠躬并表示感谢。他消失了,我也醒了。(上揭回忆录德文版183页,下引此书仅注明页数)
  劳乃宣曾考证“劳”姓的祖先即在崂山(古称“劳山”),“劳山为吾家得姓之地”,他因此自号为“劳山居士”。周馥在给卫礼贤举荐劳乃宣时,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总在世界面前蒙羞是因为人们没有遇到真正的国学大师:
  你们欧洲人总是只在中国文化的外围使劲,你们之中没有谁理解其真正的意义和确实的深度。其中的原因在于,你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中国学者们的帮助。你们所认做老师的是已经被解了职的乡村私塾先生,他们仅仅了解表面的东西。因此在你们欧洲有关中国的论述大都是愚不可及的东西,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果我给您找到一位真正能根植于中国精神的老师,他会引导您进入中国精神的深处,不知您意下如何?这样您就能翻译一些东西,其余的自己来写,中国也就不会不断地在世界面前蒙羞了。(183—184页)
  卫礼贤的这一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周馥认为只有跟随根植于中国精神的国学大师,外国人才能真正领会中国文化的深层意义。其二是周馥希望卫礼贤不仅仅翻译,同时也通过自己对中国精神的理解,让中国文化不再蒙羞于世界。我认为,这两点正是后来卫礼贤在《易经》翻译中取得重要成就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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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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