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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暗区里


□ 孙 郁

  二十多年前我和高远东在一个研究室工作。那时候人们喜欢清谈,各类沙龙十分活跃,可是几乎都找不到他的影子。他的文章不多,一个人躲着读周易、鲁迅、金庸之类的书。偶和同事见面,语惊四座,神秘的玄学一直罩着他。直到他在《鲁迅研究动态》发表了那篇《〈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人们才发现了他诱人的才华。我读了那篇论文,很长时间不敢去碰鲁迅,因为自知没有相当的功夫,是不能从容地解析那个世界的。
  对于他的著述我期待了二十年。这其间偶能看到他在杂志上谈论鲁迅的文章,都阅之再三。我感觉,他的文字有着穿越时空的回旋感。从八十年代开始,他思考宏大问题从来都是从细节开始的。他看文学原著,都不愿意简单地停留在价值判断上,而是从文化的血脉里整理其复杂化的存在。新出版的《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真的让我驻足久久,暗生幽情。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在他那里被另一种思路代替了。我曾经想,讨论鲁迅也不妨多一点野性或文艺学科以外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研究大多被学科意识所罩住,同义反复者多多。大凡有奇思新意的,都不在这个范围。
  高远东之于鲁迅,暗示着八十年代末以来诸多文化难题的汇集。他开始起步的八十年代的诸多精神题旨,在九十年代与后来的岁月里越发棘手与扑朔迷离。在“冷战”结束与诸种新思潮弥漫的时候,如何面临抉择,一直困扰着他。也缘于此,他从鲁迅资源里寻找当下语境里属于自己的东西。不仅在回溯着原点,其实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鲁迅世界的一种复杂结构下的心智情绪。鲁迅研究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者一直在远离鲁迅的语境中讨论鲁迅。在高远东看来,“选择鲁迅还是胡适”,就是非此即彼的“冷战”模式。比如自由主义与左派谁更重要,是封闭语言环境里才有的疑问。人们多年一直在用鲁迅最厌恶的语言讨论鲁迅,这是青年一代远离这个前辈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以为高远东不同于同代人的地方在于,他的思考恰恰是从颠覆这个思维模式开始的。他解析鲁迅小说,梳理青年鲁迅的文言论文,参与现代性的讨论,根本点是为了找到鲁迅的那个回旋式的语言逻辑点。鲁迅在肯定着什么的时候,同时又在提防着什么。在走向近代化时又反抗近代化的黑影。最早是汪晖从哲学的层面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汪晖没有来得及从更深的层面继续自己的思路,而高远东却从多样的精神载体里,找到了面对鲁迅的视角。鲁迅是如何从古文明里出离,如何再进入对古文明的改造;如何在确立“内耀”的同时,又关注“他人的自我”;如何在建立现代小说规范的那一刻又冲破了这个规范?回答这个问题,用了作者二十余年的时间。这其间他的思绪从西洋近代哲学到古中国的先秦哲学,从“五四”回到当下,从俄国经验回到中国现实。他惊奇地发现了鲁迅精神结构的一个链条,那就是在“立人”的情怀里的“互为主体”的思想。这不仅回答了新思潮对鲁迅的挑战,也回答了一些浅薄的左翼人士偏执理念的诸种提问。这是高远东不同于前人的地方,他终于在复杂性里找到一个解析鲁迅的话语方式。
  在高远东那里,一是不断从当下的问题意识里寻找与“五四”启蒙传统的对话形式,一是从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文本里爬梳其精神的另一种可能性。前者不得不回答自由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他从未将鲁迅传统与胡适传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把他们视为文化生态的两翼。“鲁迅是药,胡适是饭。”这个通俗的比喻又用来形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各自价值。这就和各类流行的思想隔离开来,有了自己独立的声音。后者则从知识界的分化里,发现新的知识群落的悖论。比如后现代论者急于颠覆启蒙以来的理性逻辑,但又想建立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恰恰是他们在出发点上要否定的存在。历史正重复着“五四”前后的景观。人们在呼唤建立什么的时候,又开始丧失着另一种资源。
  而鲁迅绝不是这样。高远东在一种当下的焦虑里,进入了对鲁迅的深度读解。他发现鲁迅在面临那个年代的话语氛围时,一直持一种冷静的批判姿态。即常常从流行的确切性的话语里发现他们的悖论。而他的一些思考其实就是要穿越这个悖论。高远东从鲁迅早期的文言论文《破恶声论》里,发现了鲁迅思想的重要资源。《鲁迅的可能性》散出的思辨力,在我看来是他思想成熟的标志。
  《鲁迅的可能性》解释了“主体性”与“互为主体性”的逻辑过程。特别是“互为主体性”的提出,是继“立人”、“中间物”意识之后,一个重要的发现。鲁迅思想原点的这一个元素的发现,为真正还原棘手的价值难题创造了一种可能。鲁迅不是在“是”与“不是”中讨论主奴的关系,而是在强调“立人”的过程中,绕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简单逻辑,把“主观”、“自觉”发展为“反诸己的内省”。高远东写道:
  我不知道鲁迅的批判除了针对晚清中国立宪派的“国民说”外,是否也包含着对明治时期以来日本思想的某种观察在内,那时的日本刚经历日清、日俄两大战争,但之前思想界就忙于“脱亚入欧”,把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逻辑合法化。像福泽谕吉从“民权论”到“国权论”的转向就是一个例子;而战败的中国一方,甚至包括革命党人等“中国志士”在内,羡慕“欧西”的强大和日本弱肉强食的成功,不惜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明逻辑,以西欧、日本为师以图民族自强。这种情况其实代表着亚洲/中国与西方之“现代”相遇的残酷现实:殖民、帝国主义不仅属于殖民主义者,而且也成为被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不仅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征服,而且也被殖民者用来进行反征服——处于主从关系之中的主从双方竟享有同一价值。鲁迅发现了这一点,其思考因而也得以在完全不同的思想平台——如何消除主从关系——之上进行,他不仅关心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而且关心侵略、奴役、殖民的思想机制的生产,关心怎样从根本上消除侵略、奴役和殖民机制的再生产问题。作为一个“受侵略之国”的青年思想者,鲁迅对“崇侵略”思想的批判完全不同于“彼可取而代之”的反抗逻辑,完全超越了当时亚洲/中国思想关于人、社会、国家、世界之关系的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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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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