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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潜隐在女性心灵底层的精神图景(评论)


□ 任雪梅

  新中国成立以来推行的一系列妇女解放的社会变革措施,不仅给中国妇女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命运转变,也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女性的精神世界。几十年来,在国家意识形态强有力的倡导和推动下,“妇女能顶半边天”似乎已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无需多加质疑的社会图景和精神图景。然而,因袭了几千年的思想传统不会为外在的制度瞬息抹平,深植内心的陈旧观念也无法于朝夕间荡然无存。毋庸说由于环境、地位、身份、心理、文化的差异以及对外在制度的惰性依赖,使绝大多数女性对于主体意识的内省与自觉、自身权利的认知与维护还处于一知半解、参差不齐的程度,更遑论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这一知半解、参差不齐的女性意识,还要受到比商品社会远为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变幻莫测的伦理观念的剧烈冲撞和挑战。徐馥梅的《怕鬼》、《生日是鬼节》正是通过截取当下社会农家妇女日常生活的片段,来反映和折射当代女性所面临的仿若全新却由来已久的生存现实和精神困境。
  《怕鬼》、《生日是鬼节》都是以“鬼”作为支点而展开叙述。《生日是鬼节》反映了传统的男权文化并没有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到来而顺理成章地在民间生活中一朝倾覆。相反,“从来都是男的占这种上风”的所谓“老规矩”,在农家的日常作息中依然不绝如缕。四婆在家庭生活中从未享有过“男女平等”的快乐,“她的日子一直驮着四公的大脚”,小到做一件新袄、吃一节鲜藕,大到掌管钥匙、当家作主都遭到过呵斥有声或无需多言的拒绝。连自己与鬼节同在一天的生日,也因为四公“你以为是什么黄道吉日”的一句断喝,而成了“一件十分难堪的事情,往年这个日子,她总要尽情地忙鬼事,用以淡化这个日子的另一种意义。”她的生存天地始终笼罩在男尊女卑这一传统法则的阴影之下,由此,“四公一手遮天的脾性衬得她的人生一派灰暗。”
  《生日是鬼节》的四婆在传统男权文化的残轭下颠簸一生,《怕鬼》中的七娘和向朵婆媳则要经受与汹涌而至的时代浪潮相伴而来的“妖风邪气“的严峻考验。新中国以来曾经那么固若金汤的“一夫一妻”的现代伦理秩序,逐步为“伤风败俗”、“乱情滥爱”的世风所侵蚀与消磨,“过去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体是隐讳的,不敢公开的,现在不同,越公开越证明男人有本事”,而曾经那么强有力的捍卫过这一秩序的道德约束与公共舆论,如今“没有对这对违反纲常的男女进行半点的道德评判”,“道德不能约束这等人渣,公共舆论……含糊其辞,就是起了暗中催生助长此类妖风邪气的作用。”长期以来依靠国家意识形态的卫护而稳固可依的伦理原则,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不期然的破损与断裂,不仅使一向相敬如宾的婆媳(即女人与女人的联盟)之间产生了莫大的隔阂,也凸现和彰显了一度被忽略与遮蔽的历史承袭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困境。
  毕竟,无论四婆、七娘还是向朵都是“心气很高”的女人,又或深或浅地受到过新社会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与熏陶,不可能像多数旧时代的女子那样,对自己的处境逆来顺受麻木不觉。向朵以祭奠公公为名,用纸扎的三个女人对出于私心袒护儿子的婆婆进行报复,以希求通过来自“鬼”的威胁使婆婆对自己隐忍的痛苦感同身受;七娘则不惜在三个鬼“老婆”的心理威胁之下自杀,到阴间去维护自己曾经作为唯一妻子的合法权利和享有过的幸福;四婆虽然“日子一直灰灰的”,“没有拿钯钉戳四公的勇气”,却持续不断地借将“自己的裤子压到男人上衣上”、定做与男人等长的棺材,并在棺材上画上藕田和棉地等方式“暗中作过抗争,将老规矩往坏里破”,“以压低男人的气焰,从此高男人一筹",以期获得短暂的精神慰藉,到“鬼”的世界里去实现对男权文化的颠覆与僭越。
  由此不难发现,“鬼”除了作为文本的叙述支点与人物的行为动机之外所隐含的深层象征和含义。纸扎的“鬼”既是与七娘这样的传统女性相对立的,给她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直接威胁的“骚女人”的象征,通过自杀而变身为“真鬼”又作为七娘卫护自身地位与幸福的唯一途径,而被寄予了摆脱危困的救赎希望;而对四婆而言,“鬼”既是几千年男权文化施诸于女性的精神暴力的隐喻,更是女性们囿于自身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的局限,经由这种精神暴力长期的浸润和灌输,不自觉地潜伏在精神深处的憧憧鬼影。四婆对四公一直以来的“无情无义”虽然充满不满和怨怼,却从来不敢正面反抗和据理力争,而是自行将“男尊女卑”解释为带有浓重宿命色彩的“人身上是有火焰的这一说法,火焰又有高低之分,她属于低火焰的那类”,她持续了一生的生存困境仅是由于“一嫁过来,就被四公的高火焰给盖过了,所以四公在她面前永远是说一不二的”。她只有不断地通过形式上的暗中斗法换得片刻的心理满足,她最大的希冀是以被四公视为“这样阴”的以棺材的尺寸来最终获得“把男人的火焰”压下去的胜利。
  与四婆止于精神胜利的日益执着相比,七娘的伦理信念更显得徘徊不定,犹疑不决。她既陶然骄傲于过往丈夫对自己的忠实,“一下子又拿不准,要是她男人生活在当今这个年代,也有了大量多余的钱,会不会也像那些有钱男人一样,撇下她到外面养女人呢?”她不得不怀疑男人的忠诚只在于“没有遇上花里胡哨的骚女人,也就不可能上演一出出伤风败俗的丑剧”,只好以“幸亏她男人没碰到这样的好时代,没有突然发财的机遇。”的侥幸来宽慰自己。在她眼里,本来源于男人的过错,一方面是由于“每个时代都有那种坏女人,她们专门是为心怀不轨的男人作准备的,坏女人假借欢爱之名,勒索男人钱财。”另一方面,又觉得“女人连自家的男人都拴不住,还有理怪旁人”,“要是向朵像她当年那样做好女人自己这盘菜,男人哪有不恋家的道理。”她对女性境遇的辨识标准和是非曲直的衡量尺度从未踏实与稳固,而是随着人情与事态的变化不断地自我调转。在他人处,她可以心无挂碍地给予真挚的同情,深深体会到“那个女人最后的归宿在哪?一个女人连自己身归何处都不知晓,这是何等悲哀啊!”而一旦这种悲哀与自己联系在一起,就会顷刻发生动摇和逆转。本来她同情儿媳,“发誓找到小妖精要将她撕得烂皮脱骨”,却由于袒护儿子的私心和解脱自己的责任而变成了“这种女人落得男人不疼爱的下场一点不奇怪。”“一个被男人摒弃的女人,除了隐忍,还能上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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