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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士入仕的思考


□ 王本道

中国的知识分子或是读书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作“士”我没有作过考证,只是从古代的典籍中知道,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就设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可见,早在远古时代,士便是有尊贵地位人的代称了。
自从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格局以后,士逐渐多了起来。尽管这样,在素有尊师重道传统的文明古国,士人仍然是被全社会尊崇的阶层。孔子对士的称号就相当看重,他首肯弟子曾参之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还以自己的行为,为士的含义做过许多注释。此外,“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些流传至今的至理名言都说明,士属于社会的精英和财富,绝非那些附庸风雅,吹牛扮酷之徒所能自封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士的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人多了,那成分自然也会复杂起来。当年孟尝君养士三千,鸡鸣狗盗之徒侧身其间。至其末流,“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竟成为某些士人的信条。推而广之,再看今天全社会的“士人”队伍,就更加宏大而绵绵不绝。记得六十年代中期,笔者高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当时全国大专院校招生的数量只有区区三十万人。而从去年开始全国的大专院校招生数量已愈四百万人之多。再加上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社会办学等,累计起来,目前全国取得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更是蔚为大观。这么庞大的队伍,难免出现某些为人所不齿的分子,其中包括见利忘义者、贪赃枉法者、结党营私者、奔走弄权者……为实现个人的贪欲无所不为。即便这些“士们”持有一定的知识和特长,但充其量只能属于司马光所谓的“虎而翼者”,更何况当今的某些“士人”手中的文凭还是出自街头涂抹得让人恶心的“牛皮癣”——“办证”人之手。
正由于古往今来的士人队伍良莠相间,鱼龙混杂,于是那些志节高尚之士更尤其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千百年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优秀的知识分子史不绝书,每当民族处于危急之际,他们大都敢于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以一蒉而障江河,让人想之念之犹壮怀激烈,胸胆开张。也正是由于大多数士人的这种心忧天下,追求真理,“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的人格力量,才使历代统治者在选拔那些能够“安邦治国”、“经世致用”的官员时把视角投向了他们。至隋唐科举制度的出现,遂使由士入仕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
科举制的实行,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了读书作官的道路。《荀子·大略》曾说:“学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学”,这还是未实行科举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待到科举实行后,在中国历史1300年的漫长时日中,求学而不为入仕的人更是少而又少,每逢开科取士,读书人总是趋之若骛。那么究竟怎样看待由士入仕的唯一通道——科举制度呢?科举制度的雏形出现于二千多年前的汉朝,正式形成于六世纪末的隋朝,到1905年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在中国存在了1300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各项制度中,这是历时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历史时期,除了皇帝、贵族等极少数世袭者外,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科举出身,也就是说,中国有1300年的时间主要是由科举制度培养选拔出来的人员管理着。科举制曾选拔出了从文天祥到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从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陈独秀这样的政治家,从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一类的教育家。此外,进士及第还只是踏向位极人臣之路的起点,还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正式做官还要经吏部铨选。据资料统计,在历时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中选拔出来的进士共725科,总数为98749人。如果按宋、辽各自的平均数加上所缺的数目,总计要超过十万人,这还不包括宋及以后各代特赐过的一批进士。十万多进士大军是我国1300年历史上官员队伍中平均文化素质最高的群体,也是官员队伍中最活跃的成分。民族的兴衰,朝代的更迭,国家的治乱,都与他们密切相关。这些人又是这个历史阶段文化活动的主力,文化传统的承传与弘扬,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教育事业的兴衰,也都与他们密切相关。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科举制度及其造就的官员和文化大军,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文化奇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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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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